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非对称经济距离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非均衡特征;（3）在经济社会发展均衡的地区,其数字普惠金融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发展不均衡地区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机会获得和经济成果共享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2021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度量,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18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以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则不显著。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省域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使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基于“绝对量”“增量”“增速”“变异程度”四项指标的综合距离面板数据聚类方法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省域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并采取半参数理论的分析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省域层面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空间上看,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具有较大差异,青海、贵州、西藏的数字金融发展均呈现高增长量、高增速、高波动的特征。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居民金融素养、金融规模均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而投资规模和金融风险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影响。具体来说,投资规模过大不利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安全性过高会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是助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文章从省际面板数据中截取了2011—2019年的部分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分区域探讨的情况下,回归结果依然具备较强的稳健性;(2)数字普惠金融能进一步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随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生改变,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4)分区域来看,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由强到弱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而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则相反,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

文章基于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发展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正向影响,且能通过提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间接提升其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普遍提升效应,其中数字化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GMM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双向固定效应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动态收敛性研究

文章利用2007-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结合传统收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各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但仍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在全时段内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现象,且β系数的绝对值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的引入显著增加了β系数的绝对值,大大提升了普惠金融发展的收敛速度。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

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大背景下,文章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和莫兰指数刻画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水平不断上升,且在空间上具有正自相关性,并以东部地区省份的“高-高”集聚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低-低”集聚为主;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提高,且该促增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和社会层面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低城镇化地区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及居民消费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就机制检验而言,居民消费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在其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西部和东北地区更为明显,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分城乡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均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在使用2SLS和GMM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中国数字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保序主成分评价法对两方面测算,将二者对比研究;引入绝对与相对不平等测度,并将Gini系数及其分解推广到多维场合,更深入、全面地度量数字经济水平以及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维Gini系数仅从水平高低度量地区差异,而多维Gini系数可以反映地区差异的多维特征,提供新的地区差异测度;基于莫兰指数构造检验统计量,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可以打破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限制,并探讨数字经济水平的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关性很高,相辅相成;从数字经济水平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排名靠前,山西(20～27)、河南(23～27)、广西(28→30)、甘肃(27～29)、新疆(25～30)排名靠后,重庆、河北、江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排名进步较大,福建、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新疆等地排名退步较大;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多数省份经济水平有一定下降,但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仅有福建、海南略有降低,其它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仍在提高;中国经济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都较大,主要取决于东—中、东—西地区差异,中—西地区差异相对...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重要主体,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事关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效果,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其绩效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我国创业板6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2011—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和创新绩效4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且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促进效果更好,对规模较大、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伴随着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状况显得愈发重要。在梳理各国数字经济政策和国内外对于数字经济测算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研究,提炼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指数、消费指数、社会指数、创新指数5个方面维度、10个分项维度以及32个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基础指标权重后,又用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方法测算出2012—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指数,得出不同地区5个方面维度的指数。比较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后,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但是增速较慢。中西部省份增速相对东部地区更快,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收敛趋势。为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相比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投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消费升级,改善数字经济社会服务,尤其要重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东部地区要着重培育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中国需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东中西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理及有效性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测度社会包容度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FY分解方法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理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存在明显的边际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财富渠道和创新渠道显现,金融渠道传导作用有限;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贡献度总体上升,但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贡献率增长最快。究其原因,地区人均GDP、城镇化率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存在明显的区制转换效应。本文可为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提供量化分析,也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总指数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分指数,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现状,并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角度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水平高、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水平低但增速快,各地区包容性增长之间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缩小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包容性增长。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科学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对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