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带动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合理实施环境规制,确保政策激励效应;加强绿色创新激励,保持创新驱动效益;综合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

文章把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及二者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产业合理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产业高级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鉴于此,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应调整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产业绿色转型,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SDM模型、交互项模型和偏微分方法,探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增长均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促进本地绿色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人工智能与环境规制在这一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证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文章以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能通过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即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文章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切入,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维度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溢出效应最高,东部地区的转化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其中转化创新阶段的中介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别呈现正向的边际报酬递增和“N”型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非线性影响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门槛约束。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京津冀为例

文章基于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空间上看,分区现象明显,联系强度呈现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弱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显著,长期内推动作用明显,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明显,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环境规制对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清洁生产、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的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负向挤出效应”,但会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两大途径在长期显著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并且政策的影响存在“时间堆积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合规成本规模的差别性、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与政策执行的严格性是清洁生产环规规制对企业产品质量产生分化影响的重要原因。进一步通过行业产品质量的动态分解发现,行业产品质量升级的54. 80%源自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于认识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与碳排放效应

文章以2006—2020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采取多期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碳排放，该结论在经过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地理区位更具优势以及具备经济集聚优势、严格环境规制等资源禀赋优势的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转型升级是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抑制区域碳排放的有效路径。     

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及门槛效应

文章在明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8年黄河流域10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助推作用;具体到各分维度指标,则对动力机制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和福利水平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经济稳定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并且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另外,门槛效应检验进一步证实,当前环境规制是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环境规制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据,系统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性纳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在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上升而局部波动的趋势,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跨过阈值,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区域的碳排放。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作为碳排放的重要主体,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的实现仍是较长时期内的研究重心。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政府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且受到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否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策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6种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呈下中上游递减的差异格局，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可以通过促进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以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其中环境规制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本文可为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一定经验和证据。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社会保障、企业家精神与内生经济增长

创新型经济的本质要求在于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引入社会成员的理性职业选择过程,刻画了社会保障对于激发企业家精神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检验了社会保障的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增长效应。本文发现：①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与TFP之间则呈现U型关系,目前社会保障水平已超过U型曲线的拐点,对TFP表现为正向作用;②当人力资本和市场化水平提高时,社会保障的积极影响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保持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