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及居民消费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就机制检验而言，居民消费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在其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西部和东北地区更为明显，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分城乡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均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在使用2SLS和GMM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数字金融、消费提质扩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ESMA）,构建面板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数字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扩张消费总量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提质扩容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把握数字金融发展机遇、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和推动消费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     

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影响的实证

在经济恢复势头不够强劲、劳动力市场修复迟缓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下，如何增强家庭风险防范与管理能力，缓解家庭收入脆弱性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文章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运用迭代主因子法测算数字金融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投资多样化和风险承担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力对东部、城市地区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从富裕度、共同度、可持续度三个维度测算出共同富裕指数，并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结果显示：（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正向影响共同富裕。从三个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数字产业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2）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和社会消费效应影响共同富裕，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6.01%，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1.79%，社会消费效应的中介效应为5.74%。（3）在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化水平高以及创业活跃度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助力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时代要求。因此,采用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微观调查数据建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两个维度建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试图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的积极效应存在异质性,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市场参与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产生的积极效应愈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居民信贷水平,而且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创业的概率与收益,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服务消费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结构与效益,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作用，且该结论在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的消费升级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这两种机制实现居民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空间收敛的影响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与此相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消费差距问题也渐趋凸显，如何在保障消费存量的前提下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空间收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并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金融对其收敛作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区域异质性研究中发现，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要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在不同层次的消费品中存在显著差异，与促进基础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不同，其对高级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呈现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将通过创富和共享两类渠道促进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尽管如此，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进程仍面临一定掣肘。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尽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居民金融知识；在健全区域合作、互助机制的同时，需注意消费内部层级差异，积极落实租售同权政策；在保障数字金融助推渠道畅通的同时，要进一步助力资金研...     

科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2006-2015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构建包含科技金融资源指数、科技金融经费指数、科技金融产出指数的科技金融发展指数,然后运用系统GMM两步法检验了科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之一,其作用发挥关键在于传导。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市场并对货币政策冲击作出反应。文章分析了数字金融视角下的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效应差异,并选取2011—2021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的传导效果影响;进一步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畅通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传导效果,有助于企业资本成本的降低;同时弱化了货币政策银行信贷的传导效果,减少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     

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检验

2020年后,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从绝对贫困转向了相对贫困,而金融素养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其是否能发挥改善自我发展能力的作用以促进长期减贫,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构建了两期决策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素养与相对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素养指标,并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Ⅳ)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抑制家庭相对贫困状况的发生,促进家庭金融决策优化是金融素养发挥作用的重要传导机制。     

政府规模与工业结构升级: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文章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政府规模对工业行业要素结构变动的影响.构建面板数据综合分析政府消费与投资的产业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规模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效应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影响比较明显,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弱,并且政府消费的作用相对政府投资更加积极.     

新疆地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新疆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四元Probit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GHK模拟估计法对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进行了有效识别,估计出影响因素对两类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效应,发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组织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并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稳健。研究发现:(1)对农村正规金融需求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等的影响为负,户主是否汉族、是否拥有技能等的影响为正;(2)对农村正规金融供给而言,居住地距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距离的影响为负,非农收入比重、家庭纯收入等的影响为正;(3)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需求而言,家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为负,户主是否汉族、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等的影响为正;(4)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供给而言,是否处于南疆的影响为负,家庭纯收入、家庭获取礼金和获赠所得总额等的影响为正。     

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数字鸿沟视角下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并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仍然受到“数字鸿沟”的制约。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基于数字鸿沟视角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地区和结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调节机制，数字鸿沟在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接入鸿沟起到抑制调节作用，而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则起到强化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数字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避免数字金融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和产权性质、信息披露质量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从全样本检验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程度加深能够给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正向影响;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创新是数字金融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中介因子。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这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大。数字普惠金融会对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大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

文章基于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发展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正向影响,且能通过提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间接提升其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普遍提升效应,其中数字化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