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劳动法责任——兼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第80条

继《民法典》明文规定禁止性骚扰条款之后，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第80条针对职场性骚扰防治做出了详细规定，但是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劳动法责任制度构建仍然存在明显不足，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法律责任的可诉性不强亦是其印证。我国《劳动法》应当将用人单位的性骚扰防治义务定位为劳动基准，进一步界定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保护对象、保护类型、处置措施等；根据防治义务的公法属性，应当规定用人单位未尽防治义务的劳动行政法律责任；根据防治义务的私法效果，应当将劳动合同相关制度与性骚扰防治相衔接，使得性骚扰事由能够适用于当事人行使劳动合同法定解除权、同时履行抗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情形，便利当事人在劳动争议中维权。     

企业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的现实需求与对策

本课题项目组通过实证调研和文献比较,发现企业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有现实需求。在国家立法确立用人单位防止性骚扰义务之后,企业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推广并不顺利。因为此项义务规定过于笼统而难以落实,职场性骚扰定义的缺位导致认定难,保护对象限于女性的褊狭令部分男性对防治职场性骚扰持消极态度,受害人多数不愿选择向主管投诉或向法院起诉,知情人不愿作证。基于此,有必要从立法模式及其理念、具体制度设计方面提出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的对策,以供在相关立法及决策时有所参考。     

论职场性骚扰的雇主责任——以雇主禁止性骚扰义务为中心

职场性骚扰严重侵害劳动者的人格权,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本文从劳动法学理论的视角,对雇主禁止性骚扰义务的价值及法理来源予以论证,借鉴各国的经验,建议在劳动合同法中予以制度设计,以有效地防治性骚扰。     

论雇主单位在职场性骚扰防治中的作用

职场性骚扰在中国是复杂的,问题的出路在于从“单位”语境下善加解读中国的职场性骚扰,同时吸取西方国家反歧视立法中雇主责任制的经验,致力于寻找适合中国的职场性骚扰防治策略,如何发挥单位（雇主）在职场性骚扰预防中的作用等更是其中关键。     

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法律思考

职场性骚扰是一种侵犯人的权利、妨碍两性平等就业的行为。在世界范围内,立法禁止职场性骚扰已成为法律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等法律从不同立法层面明确了禁止性骚扰以及保护妇女免受包括性骚扰侵害的精神,但现行法律仍存在一些立法空白和不足,应在相关法律中加以完善。     

《民法典》时代职场性骚扰的人格权法规制

目前关于反职场性骚扰的研究多从劳动法角度展开,从民法角度的较少。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了反职场性骚扰条款,表明我国将采取不同于劳动法的规制路径。职场性骚扰侵犯了劳动者身体权或性自主权,也侵犯了其工作环境权和平等就业权。由此,雇主要对雇员执行职务的行为承担监督管理责任,而对工作中受害的雇员则要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我国目前没有专门规制职场性骚扰的立法,未来为充分适用《民法典》反性骚扰条款,可以借鉴域外经验制定专门反性骚扰立法,也可以对现有劳动法进行修订,以形成更加严密的反职场性骚扰法律体系。     

对我国性骚扰立法的法律思考

性骚扰涉及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但是在我国目前缺少对性骚扰的制裁的法律规范。针对我国的性骚扰立法存在立法功能滞后、法律概念不明、责任主体不清、社会环境不利等问题,提出应准确界定性骚扰的概念,明确雇主责任,重视类法律秩序的作用,同时运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手段,形成完善的禁止性骚扰的法律体系。     

性骚扰行为的侵权责任三题

性骚扰行为侵害的权益具有侵权法上的可救济性。侵权责任法确立的雇主责任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可以适用于职场性骚扰和公共场所性骚扰;但该法难以涵盖这些性骚扰行为的全部类型,需要与其他法律一起共同实现对性骚扰行为的规莉。     

论女职工特殊保护立法的新理念

在实证研究和文献比较的基础上,为了提升《女职工特殊保护条例》的品质,文中提出并论证了两种新的立法理念：其一是正视现行职业禁忌制度中的歧视性后果,将滞后性＂保护＂改为前瞻性＂赋权＂,针对女性群体的个体差异分类规范,赋予无需特殊保护的女性进入男性垄断的高薪职业的选择权;其二是关注工作环境权和女职工的人格尊严,借鉴国外＂防重于治＂的经验,增设单位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以满足现实需求,填补国家法律关于＂反性骚扰雇主责任＂的空白。     

职场性骚扰法律问题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职场性骚扰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仅挫伤劳动者积极性、影响家庭和睦，更与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相悖。针对目前相关应对措施匮乏，尚无反性骚扰专门立法现状，2006年3月16日上午，中华女子学院、北京市劳动法学研究会联合召开“职场性骚扰法律问题”研讨会，来自高校、司法、社会、新闻界的20余位专家学者就性骚扰概念、立法模式选择、法院的角色及企业文化建设等问题展开研讨。北京市劳动法学研究会会长关怀教授主持了本次研讨。妇女法学专家、学院副院长李明舜教授在主旨发言中简要介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试论产权改革程序中的法律保障与法律服务

我国国企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将把国企改革引向纵深发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涉及产权交易、管理层收购、资产处置、债务处理、职工安置等重大问题,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及政策来进行规范。引入法律服务机构,全程参与国企产权改革过程,可以为国企改革提供准确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有效避免法律风险。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律变革与发展关系论

新世纪的全球化进程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以史无前例的态势推进,不过最终的效果如何还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就中国而言,要想在这一进程中使本国法律的变革与发展能合乎时代的要求,关键还在于处理好法律全球化与多元化、法律全球化与西方化、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法律全球化与传统法律文化、法律移植与自我创制以及法律的独特性与协调性等方面的相互关系。     

略论法律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法律全球化是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过程的法律表现 ,是一个主权国家协调行动、共同参与的积极进程。我国正在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其客观规律有力地冲破地域的限制而扩大到国外 ,使国内与国外连为一体。而中国的“入关”又必然使中国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 ,在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以及法律共同体等方面受到极大的影响     

法律实效与法律效力、法律实施及法律实现的区别与联系--法律实效系列研究之二

法律实效指谓法律的实际功效或效果,法律效力指称的是法律的国家强制作用力,法律实施蕴涵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贯彻过程,而法律实现诠释的则是法律的目的、要求、功能和价值的实现。法律实效是法律效力的条件,法律效力是法律实效的源泉。法律实效着眼于状态,法律实施偏重于运行的过程。法律实效表征的是"点",法律实施囊括的是"段",而法律实现则是"段"和"点"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山东省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培育对策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从农民对法治和法治环境的认识、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认知水平、处理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方式以及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等方面,对山东省农民法律意识现状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认为,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很薄弱.这既有历史的传统的影响,又有现实的原因.作者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培育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建议.     

清末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西方法律思想的引进

清末作为中国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发端,其法律文化衍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冲突”与“引进”。这一时期,中西方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心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之下,其法律文化在人治观与法治观、法律工具论与法律至上论、伦理本位与权利本位、等级名分与正义、平等等领域产生了全面的文化冲突与碰撞。中国法律文化通过对西方法律文化的选择、批判与引进,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     

试析法律推理的含义和特征

较为常用的法律推理的涵义有三种:第一,法律推理是形式逻辑推理在法律中的应用;第二,法律推理就是法律规范推理;第三,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推理。作者对这些定义进行评价。法律推理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法律推理的思维功能是论辩推理;第二,法律推理的总体思维模式属于"演绎论证模式";第三,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是形式逻辑推理与论辩推理的综合运用;第四,法律推理的推理功能表现为一种实践推理。     

民初内阁倒台的法学透视

民初内阁更迭、以至最后倒台,纵然有它的政治、历史原因,但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分析,这场法律移植的失败明显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制度的冲突造成的。虽然,短时期内改变中国人保守、落后的法律文化观念是不可能的,法律移植的失败有其必然性,但应肯定近代先进的民主人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因为这种法律移植为最终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积累民主宪政的经验。     

研究的困惑与执着——2009年度法律方法论学术报告

近些年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学科意识不断增强,实践回应能力彰显,对传统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化.然而,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困扰学科发展的很多问题.尽管研究者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有一种执着的心态,但是我们还面临着更多新的矛盾.今后法律方法论研究应该结合中国的问题意识,把握既有司法传统与司法运作现实,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构建我国法律方法论体系.     

法律权威与公众法律认同问题研究

法律权威以法律认同为逻辑推演的起点,而法律认同又以法律具有权威为必要条件。法律权威与法律认同的良性互动以法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产生预期的法律实效为前提。法律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缺乏实践权威导致公众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法律规范难以转化为民众公认的生活方式;公众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法治观念淡漠进而又削弱了法律权威。中国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乃是强化法律实践权威,提升公众法律认同感,使两者良性共契,及时摆脱目前互相弱化的恶性循环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