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对杜甫《赠李白》（七绝）的质疑

杜甫并不以七绝见长,保存下来的七绝也不多,大约一百首左右。最早的一首七绝便是《赠李白》,原诗如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据说此诗作于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和李白再度遇于山东的时候。此诗的三、四两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嗣奭认为“三自谓”,“四谓李”。但过去大多数注家,如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等,直到今天的杜甫研究者肖涤非均认定后二句系指李。不过分歧双方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意在讽谕、警告或批评李白,表现了“朋友相规之义”云云。我经过反复研究,同时把这首诗和杜甫其它有关李白的诗及其酬赠之作仔细加以比较,     

阮诗无酒说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同时留下诗名与酒名的是阮籍、陶渊明和李白。 陶渊明和李白都留下了大量关涉酒的诗篇。南朝梁代之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陶渊明集》中确实有《连雨独饮》、《饮酒二十首》、《止酒》、《述酒》等诗。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李白的诗,“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其中篇题涉酒的名篇就有《将进酒》、《金陵酒肆留别》、《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把酒问月》、《月下独酌四首》等。唯独阮籍在其毕生创作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却没有一首是咏酒的,只有其三十四中提到了酒: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李白女性诗歌美简析

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了清朝王琦编纂的《李太白全集》。这本书共收入唐朝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创作的诗文 1110 篇,其中诗歌 1048 首。在这1048首诗中,可以认定是描写女性的诗篇有103首,我们将它们称为“李白女性诗歌”。这些诗大约占李白全部诗歌的10%。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比唐朝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写女性的诗歌的比例要大许多。李白女性诗歌不但多,而且写得非常优美。《唐诗三百首》是众多唐诗选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为读者公认的。这本唐诗选集名为 300 首,实选唐诗307 首。在这 307 首中,李白的诗有 25 首,其中有 13 首是写女性…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唐五代诗话目录中诗话作品选录标准析论

分析唐五代诗话目录可知,诗话作品的选录标准实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不应等同于唐五代诗论,而应作为唐五代诗论的一种,与诗品、诗格、诗句图、论诗诗、诗序等其他诗论形式共同构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作品选取标准应为“狭义诗话”,作品只应包含与北宋初期诗话内容、体例皆相近的唐人“本事类”作品及宋后创作的四部以诗话为名的作品:尤袤的《全唐诗话》,孙涛的《全唐诗话续编》,沈炳巽的《续唐诗话》,王士禛、郑方坤的《五代诗话》.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以王夫之“情景论”谈杜甫、李白和王维的月趣诗

由于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同,“月”在杜甫、李白和王维的诗中所体现的艺术境界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以王夫之的“情景论”为依据,杜甫、李白和王维月趣诗的意境当分别属于“景中情”、“情中景”和“情景妙合无垠”的审美范畴。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论魏源的诗和诗论

魏源一生留下九百多首诗。他的诗不仅受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影响,而且从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自居易、苏轼等著名诗人那里吸取营养,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具体内容上看,魏源的诗以政治抒情诗和山水诗为最引人瞩目。其诗论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值得注意。     

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辩体》的写作缘起

本文主要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与批评背景。《诗源辩体》是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种种倾向而产生的。明代前期以《唐诗品汇》为代表,许学夷评其述源流、序正变方面“率多谬误”。又批评明代中后期几种论诗倾向:偏重学习齐梁、晚唐诗的一派,以杨慎为代表;只提倡学习《诗经》与汉魏诗的一派,以徐祯卿为代表;袁宏道的“背古师心”与钟惺等人的“诡诞相尚”是其反对的第三种论诗现象。针对上述种种诗学状况,许学夷特别强调辨别体制的重要性。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编者称 ,其中有先秦音乐的内容如《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 ,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雅》和《邦风》。《诗论·序》论次也和今本《诗经》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刺”、“美”的内容(《楚竹书·序》)。由此也可窥见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内容。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 ,作些初步讨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三部分     

关于文学史中的几个问题——对《宋代诗话选读》的批评

张福勋著《宋代诗话选读》出版发行之后,周振甫先生阅后,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亲笔写信给著者,信中对中国文学史中某些长期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诸如陶渊明《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说、蔡琰《胡笳十八拍》是否为后人拟作、对黄庭坚、西昆体诗论诗作的评价,李白与杜甫孰优孰劣等问题,以及古代诗论中某些重要问题,诸如诗人的想象与诗评家的拘执、自然高妙说、情景交融说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的意见,补时人不足,有助于探讨千百年之公案;而有的意见,则拨开迷雾,现出庐山本来之面目。为飨读者,我们征得了他的同意,特发表于我刊。并请张福勋同志代为作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李白对唐代之前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从汉末到盛唐的文人诗歌发展历程,也就是在汉乐府凸显叙事性之后沿着“古诗”开创的抒情路径,逐步完成乐府诗的文人化,将诗歌的抒情性推向高峰的过程,而李白无疑是站在这座高峰之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在对《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文人诗和乐府诗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李白实现了对唐代之前抒情诗艺术的系统总结和整体超越。从中国诗歌抒情与叙事互动转换的关系上说,李白实际上是自风、骚以降包括汉魏六朝诗歌在内的前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集大成者,杜甫则是李白之后的后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开创者。     

李白天宝初年应征入京辨

李白天宝初年应征入京之说,始见于《旧唐书·李白传》:"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筠征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后人往往因其说,如清人王琦所著《李太白年谱》.今人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云:"又按太白之召见,《旧唐书》以为吴筠荐之,《新唐书》以为贺知章言之,《新书》盖本之乐史别集序.考太白有《别内赴征》三首,则其西入京师,乃应诏而至,非浪游也."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则据《为宋中丞自荐表》,也定李     

试析曹植诗的写“意”功夫

<正> 历代人们对建安文学的评价是很高的,“建安风骨”已成为多少年来诗人创作要求达到的标的。钟嵘《诗品序》提出“建安风力”问题;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高度推崇了“建安风骨”;陈子昂《修竹篇诗序》叹惜“建安风骨”没有继续下来。 所谓“建安风骨”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指的是建安文人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来写“意”(“意”指情思)这一点。历代文人主张吟诵诗歌必须以“意”为主。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诗贵写意。”王夫之《斋诗话》:“烟云水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袁枚《续诗品》:“意是主人辞如奴隶。”施闰章《蠖斋诗话》: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     

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辩疑

郭沫若同志在其所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李白的家世作了不少考证性的研究。其中虽含有较大的推论成分,但有些推论还是有理有据而具有说服力的。比如,关于李白先世窜谪之地问题,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是条支,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是碎叶。两说之不同,历来研究者均不得其解。郭老则断为“条支是一个区域更广的大专名,碎叶是一个城镇的小专名,碎叶是属于条支的。”我认为,这个论断应符合实际,因为“李阳冰的说法必然出自李白的口授”,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