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道咸通之贲（剥复）

<正>《卦序》：“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上下合聚,需有秩序、礼仪,即必有文,文者饰也。卦象是山下有火,火耀山光,草木土石饰以光彩,故曰《贲》也。■贲：亨,小利有攸往。注释：贲卦之错卦为困卦（■）,综卦为噬嗑卦（■）。贲（bì）卦,下离（?）上艮（?）,卦象为火在山下,火光上冲,为山增添了光彩。适当添些光彩（文饰）是有利的。诸如治国治民所制订的礼仪规范;     

易道咸通之谦（豫）

<正>《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卦象是山在地下,有山不显。山本崇高于地上,却退居地下;即德高而居民下,《谦》之象也。■谦：亨,君子有终。注释：谦卦,与豫卦（■）相综,与履卦（■）相错。下艮（■）上坤（■）,卦象为山居于地之下。谦逊退让之象。谦卦一阳五阴,一阳居下卦之上,而在上卦之下,     

孔子文质观的发生及其影响

<正> 文质一词最早出于孔子之口。但物质世界有本有末。《礼记·大学》云“物有本末”。《乐记》郑玄注:“质犹本也,文犹末也”。本末即文质,文质即本末,两者同义,都源于万物。万物由本起末,由质而文,先后承续,互相制约。股周经籍《周易》,扬雄曾云“说天者辩莫乎《易》”。天即自然。《易》的原始作者深入自然,仰观俯察,发现万物变化而多采,起源于阴阳之道、文质之和谐。《易·序卦》云,“贲者,饰也”。万物之本质必修饰文采方可显示。而文采定要与本质匀称相谐,不过又不逊。故修饰终于“白”即素朴。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贲象穷白,贵乎反本”。程颐替《贲·上九》“白贲”作《传》:“贲饰之极,则失于华伪;所谓尚质素者,非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华实亦文质也。     

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兼论法的亲和力

一、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一）人情观的内涵“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犤１犦法律服务于礼治,屈从于人情,这便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以情破法,行“法外之仁”的发端。《清史稿．刑法志》中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生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正也,刑也,凡皆以维护礼教于勿潜。”这时候,德主刑辅、礼主法辅已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而这一价值体系的建立,肯定了人情在法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尚礼教,便要重人情。与人情有些不太协调的法律不仅被人们视为“不得已而用之”犤２犦的手段,而且…     

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易道咸通之履（泰否）

<正>《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物聚则有大小、高低之分,自然有礼。卦象为乾刚在上,兑柔在下;天之道也,礼之基也。故曰：“履,礼也。”■履虎尾,不咥人,亨。注释：履,下兑（■）上乾（■）。卦象为,天边沼泽,浅水烂泥;人畜临之,常陷其中,不能自拔。水蛭繁生其中,吸食人畜之血。人一旦陷而不拔,水蛭迅速布满所陷部位,食尽方休。天连水泽,指荒远地带水天相接的大泽。卦象是走在沼泽泥潭上,     

试论儒家的“立人之道”

儒家以心性修养而“立人”。仁与义的辩证统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内在驱力 ,儒家以此为立人之道。其显于世 ,则为礼乐、风俗和法度之建立 ;化于心 ,则为个人道德品格之完善。追本溯源 ,均未出于一阴一阳之道。于此 ,以用中之道分疏而统观之 ,可证全部儒学俱为形上之道的显化。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洪武儒学教育与科举八股的形成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依据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典故纪闻》卷一)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学功用,以巩固、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 朱元璋以礼乐为治民之津梁,十分重视礼乐文明的治化作用。他认为:“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治。……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戚辨。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狙于浅近”(《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故其“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分曹究讨”(《明史》卷四十七《礼志一》),先后编成《存心录》、《大明集礼》、《大成乐》,给经历连年战乱之苦的民众多少带来了点新气象。朱元璋更为重视礼仪文明对社会日用生     

易道咸通之同人（大有）

<正>《序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卦象是乾阳向上,离火同上,火光冲天,天人同明,故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注释：同人卦,与大有卦（■）相综,与师卦（■）相错。下离（■）上乾（■）,火上满天光,火与天皆光皆亮,即大家皆光皆亮皆同,故曰同人;全卦五阳一阴,     

释“轻则寡谋,无礼则脱”

《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载:“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一般将“脱”注为“脱略”即粗心大意。按:脱,即捝。脱,《说文》:“消肉臞也。”段注:“此义少有用者,今俗用为分散遗失之义。分散之义当用捝,手部捝下曰:解捝也。”脱,乃捝,就是分散、混乱。“无礼则脱”是说不按军礼行事,组织就会松弛、涣散,战斗力丧失。此“礼”指军礼,实际上是一种严格的纪律约束,也就是军令、军法。《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     

刘赜重订汉语言文字略例

武汉大学刘赜教授新著《说文古音谱》,附有《重订汉语言文字音系略例》一文(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今年第1期)。文中提出以下各点:语言以声音表义,文字寓音义于形。音、义、文字三者不可分割。事物怎样,文字音义也怎样;“文字音义本缘诸实事以生者也”。文字后作,以代语言,“其文尽先民之心声,其声则史”。“昔尧遭洪水,尧字与所从之垚,并高土之名”;又“禾名曰私,厶产盖始于农艺”。自然先于人为,词汇随着事物的演变而损益。“兽角有两,……而二玉相合曰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存天理,亦存人情——朱熹理学视域下情礼关系辨析

儒家之礼的继承与沿革总是纠结着人情,而因"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被有意拔高而独尊,朱熹礼之思想通常被认为忽略人情。我们通过朱熹对情礼之内涵的界定与情礼之间关系的阐述可窥知:在理学视域下朱熹之礼对情之重视呈露无疑,其礼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源于情礼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其特别重视情之正的抒发,主张礼以恰如其分的方式、以恰合天理为最终归宿,来随顺、规制人情,体现为缘人情而行礼、以礼治情。但是,礼之情感因素因天理的绝对至高性被拘制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之内,在释放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压抑了人情。朱熹所阐发的情礼关系对于后世礼学的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易道咸通之师（比）

<正>《序卦》：“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卦象是下坎险,上坤顺;下坎一阳统众阴,众阴服从一阳,是一统帅率师而起之象。     

简析司马光的法律思想

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朝野上下有志之士,从忧国忧民角度出发,纷纷提出改革弊政和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议与要求。在主张改革洪流中,司马光、王安石都跑在前面。司马光虽忠于儒术,但仍很重视法的作用。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讲的礼,实际上就是法。“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此处的“礼”司马光本人讲得很清楚,“何谓礼?纪纲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又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德礼之治”: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理论考察

控制作为管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和环节,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涵义,其对象也包括对于人、事、物和行为等因素的控制.儒家管理哲学指向的乃主要是对人的控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实际上一语道出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就是“德礼之治”,而其社会政治控制则亦由此演绎而来:(一)注重德礼引导教化的事前控制,而不十分重视以政刑惩诫为内容的事后控制;(二)强调以“德”为内容的内在控制与以“礼”为内容的外在控制的相互结合运用;(三)以“克己复礼”为工夫的个体控制和以社会教化为功用的群体控制的相互参照.     

律音汇考卷之一

原律吕说尝读邵子皇极经世书。而叹律吕之循生不已与其往而不返。莫非天地自然之道也。律以黄钟为本黄钟一阳应候而得天数之始。管长九寸而备天数之终。故气应冬至天开于子是也。是月也复为辟卦自复一阳历临泰大壮夬屹。所谓阳生于子极于巳。而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应焉。自垢一阴历(?)否观剥坤。所谓阴生于午极于亥而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应焉此阴阳之一大辟阖也。邵(?)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阴起于姤也又曰乾坤为大父母复姤为小父母先儒谓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余谓生子固隔八娶妻非同位乃对冲之辰试以阴阳交媾律吕相生之次言之黄钟生林钟实由复一阳与姤一阴交下生(?)之二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