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与“贾平凹个体文学史”

2007年的小说《高兴》，从史学格局看，显示了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推进的可持续性。这一贾氏特有的书写方式，称其为“贾平凹个体文学史”，有着这样四个层面的特质：时代跟进，直逼现实的史学意味；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以小说形式，继续完成与政治的对话；农民人权问题的演绎与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兴》诠释着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是不断营造史学格局的鲜活的文学史者。     

从《高兴》看贾平凹对新农民形象的建构

长篇小说《高兴》是继《秦腔》之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又一新高度。贾平凹小说塑造的农民形象经历了从旧式传统农民到新农民的变迁轨迹,在贾平凹小说《高兴》中塑造了异于传统农民的特质突出的新农民形象刘高兴,并赋予小说主人公以深刻的寓意。     

论《高兴》对当下文学写作的意义

《高兴》是贾平凹新近的又一部反映"三农问题"题材的作品,其在主题开掘、文章结构、环境营造、语言智慧、特殊小说写作技法等的运用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作为一部比较成熟的文本,它是当下陕西文坛乃至西部文坛涉农题材创作上的一大收获,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创作的成功范例。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以《法国中尉的女人》为个案

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其电影改编同样大获成功。本文从文学文本和电影作品两种媒介出发,研究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从电影的套层结构、固定结局和镜像关系三个方面分析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性在电影改编中的表现和变化,探讨该小说的电影改编实践,并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电影改编提供借鉴。     

小说《陆犯焉识》与电影《归来》之比较

张艺谋的最新力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由于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传达出了作家和导演不同的艺术诉求。文章通过比较《陆犯焉识》与《归来》,来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电影对小说改编的得失。     

“后现代”边缘的身份焦虑与认同超越——或《高兴》：一种“三农”主义文学的诞生

小说《高兴》以进城打工者的身份焦虑与超越问题为线索具体呈现了生活在时代、社会边缘的一个特殊阶层的不为主流媒体言说的真实的生存故事，表现了这个阶层的人们的生存境况、感受和愿望，并通过主人公的认同超越的尝试和努力，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公们的生存智慧、人生境界的积极赞美和对他们悲戚处境的无奈反讽与警示。小说以艺术描写的方式无言地提出了一种“三农”主义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了达成小说的艺术目的，作者对小说叙述的角度、线索和结构的安排颇具匠心，同时还通过两篇“后记”的设置，使全书形成3个文本和多种话语方式的独特互动，传达出更深广的内涵。     

刘高兴：迷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刘高兴是贾平凹新作《高兴》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在贾平凹农村人物形象中，具有新意。这一形象的塑造，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值得斟酌之处。但无论怎样，刘高兴形象都折射出贾平凹思想感情的迷惘。贾平凹的迷惘，可以引发对身处的时代、人生、人性做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这是《高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辛德勒方舟》与《辛德勒名单》——交相辉映的两部杰出艺术作品

本文基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理论,对小说《辛德勒方舟》和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同时结合小说作者托马斯.基尼利和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出身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写作和拍摄意图,探求如何在改编过程中实现影片与原著在精神实质上的等同和总体意义上的等价,从而使读者和观众获得一致的审美体验。     

《高兴》与《嘉莉妹妹》中狂欢广场比较分析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比较研究《高兴》与《嘉莉妹妹》提供了新的批评视角。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研究依据,结合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从狂欢广场以及广场语言等方面分别分析了《高兴》与《嘉莉妹妹》中城市的象征意义及其双重性,进而揭示了两部作品中相似的狂欢化特征。     

隐形的对抗和拯救的圈套——重读贾平凹的《高兴》

在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洪流中,以农民进城为叙事架构的贾平凹的《高兴》也被视作底层叙事的重要收获。不过,从小说对主人公刘高兴进城原因的超然选择到拾荒者和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设定;从以拯救为目的的故事原动力到对城乡关系裂隙的缝合,都显示出贾平凹超越性的价值寻索和审美诉求。尽管故事最终以五富的死亡为终结,但毫无疑问《高兴》已经与底层叙事纯粹的苦难展示、悲情控诉划清了界限。     

城市中国的艺术影像——贾平凹小说《高兴》的结构文化解读

从影视艺术人类学、影视艺术叙事学、影视艺术表演学、影视艺术摄影学和影视艺术语言学五个维度，对小说《高兴》大量使用场景、字幕、对白、镜头和独白等影视艺术元素，还原城市中国的乡土影像的大胆艺术尝试，予以积极的肯定。《高兴》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影像——此种艺术结构手段，物质再现手段，形象塑造手段，记录了城市中国的社会发展历程。     

从《高兴》看贾平凹小说风格的新变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讲述了一个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态，小说的主旨在探讨离土的农民，如何在城市扎根。《高兴》是一部标志着贾平凹创作思路和叙事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的小说，它没有像《废都》《怀念狼》甚至《秦腔》那样，继续他的颓废、挣扎和怀乡，而是掉转手眼，通过褪尽铅华、隐去技巧、简约而索朴的叙述，宽容而微笑地捧出他对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下层人的柔软和温暖；《高兴》体现了贾平凹从尘世挣扎和心灵搏斗，走向了顺乎自然的静观，脱去了纷乱变形的精神意象，走向了清澈而唯美的简约写实，实现了对他早期朴素创作风格的超越式的回归。     

从《生存》到《鬼子来了》的影像建构

［摘要］影片《鬼子来了》是根据龙凤伟的小说《生存》改编拍摄的。小说《生存》主要探究的是人在战争下的个体命运,而姜文在原著关注个体命运的基础上,运用其独特的电影叙事手法进行大力改编,形成浓郁的“姜文风格”电影,成为抗战革命题材电影的另类电影,为中华民族百年抗战史增添了一笔以全新角度再现历史真实的文献资料。论文从解读小说开始,过渡到对影片的探究,着重探究姜文《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改编策略,进而去研究影片的叙事特征。     

人性的分裂性变化——《高兴》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高兴》与《了不起的盖茨比》分别是中国作家贾平凹与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重要作品。尽管两位作家来自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但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都突出表现了消费文化对整个社会的穿透力,揭示了社会大众在消费文化的示范下人格的扭曲与行为的失常,展示了一幅社会转型时期东西方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共同画面:财富与精神的疏离、信仰与道德的缺失。     

论电影《耻》对库切同名小说的改编

库切的小说《耻》2008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后,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电影无论在神还是形上都忠实于原著,仅在某些细节处理上与小说相异。电影与小说的相异之处,既体现了电影对小说进行增删替补意义,也揭示了小说与电影两种表现艺术各自的特点。     

试析《高兴》的写作艺术

《高兴》对人物语言的描写，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又饱含个性特征可谓既得体又巧妙，这就是《高兴》的写作艺术之一。此外，在对人物人生状态的刻画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揭示这两个方面，贾先生在轻松的笔调中为我们揭示了一系列沉重的社会现象。综上所述，《高兴》举重若轻的写作艺术得以体现。     

“背叛”的胜利 ——论电影《英国病人》的改编

探究了电影《英国病人》的改编过程、改编策略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指出了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不是将小说的内容进行简单的移植,它既要忠实原作,又要有超越和背叛,是一种需要兼顾和平衡原作、改编作品和受众等各个方面的再创作。电影《英国病人》通过突显、弱化、嫁接和透明化等手法对原小说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之成为适合电影这一大众媒体表现力并受到评论界和观众好评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从《白鹿原》改编看电影与文学的非良性互动

从小说《白鹿原》到改编成电影《白鹿原》,时间相隔19年。在电影《白鹿原》中,由于改编者的急功近利、理解偏差与原作者迁就、失语,因而出现忽视原著精神内核、审美价值的非良性互动现象。电影改编应坚持对文学原著精神内核的尊重与借鉴,文学也应坚守以保有艺术独创性为前提的良性互动方式。     

论小说《灵与肉》的接受与传播

文学作品的接受和传播是实现文学活动独特人文价值不可或缺的过程,由于所处背景环境的不同,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因素具有共性和差异性特征。《灵与肉》的论争和影视改编在小说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论争和早期电影改编提升了张贤亮在新时期文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他迅速跻身全国优秀小说家行列。新时代,由于电视编剧的改写和再加工,小说的面貌和精神内核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质素,从而实现了旧小说的新价值。     

小说与电影之间的张力——从《白狗秋千架》到《暖》

根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虽然脱胎于莫言小说,但就审美内涵而言,两者大相径庭。这种改变,有多种原因。考察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可以看出时代精神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制约以及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生产机制、导演和作家在创作观念、意图等方面的不同追求,诸多因素综合,间离或区分了导演霍建起和原著作者莫言各具特色的审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