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艰难的当代文学研究课题

严格地说,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二十年来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和令人满意的成果,其标志是研究角度的单一、评断的单调和内容的单薄.所谓角度的单一,是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现象往往从政治角度予以审视,审视的重点也常在文艺运动的是非正误对错曲直方面.所谓评断的单调,是指二十来的对文革文学的整体认识还停留在空白论、质变说的单纯否定的层面上,显示出评价的片面性、绝对性、极端性.所谓内容的单薄,是指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和教科书在评介文革文学时还不够全面系统和完整,还不能反映出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我们可以认为,对文革文学的文学意义上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尚未开始.在文化革命结束已经二十年的今天.在经过了必要的冷却和距离之后,对文革文学进行深刻反思,进而力争作出科学的评价,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省略和忽视而又十分紧迫的课题.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大约可以包括四种类型的作品.一是阴谋文艺,即以《反击》、《盛大的节日》等为代表的直接服务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活动的文学作品.二是盲从文艺,即以浩然为代表的盲目迎合当时的政治需求、盲目顺从当时的政治与文艺理论,作品存在明显的思想局限和艺术缺陷的一些作家的创作.三     

论社会主义艺术的票房价值

五十年代初,文学艺术界响起了《电影的锣鼓》,围绕票房价值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时隔不久,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开场锣鼓变成了终场锣鼓。由于“左”的干扰,票房价值被视为右的东西,到了“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又把它推向极端,定为黑论,写进《纪要》,进行围剿。现在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为票房价值正名,推倒强加给它右的、黑的一切诬陷之词,加强“艺术经济学”的研究,让社会主义艺术的票房价值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一段往事的回忆

“文革”十年,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搞“阴谋文艺”,闹得文坛“万马齐喑”,“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能发表作品的只剩下个别作家诗人.但是文学创作活动并没有完全被扼杀,只是河水在冰底下流.一批老作家在疯狂的批斗、迫害喘息之后,就动笔写了.更多的是大批青年人(相当多的是上山下乡知青),拿起笔来写小说、诗歌,无处发表,而广泛抄传.这方面情况,1977年到1979年,我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接触一些.如《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我和冯牧看了,认为不错.正巧,一家青年报刊接到一份通报,列了十几部在青年中(包括部队)流行的手抄本“反动”小说,列在第一的就是《第二次握手》.编辑部一位同志打电话来问我(当时我们正在抓为遭错误批判、禁锢的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平反).我回答:《第二次握手》刚看过,不是反动小说、而是写得很不错的中篇小说(八万字).另一部《一只绣花鞋》,看来像是惊险故事,请他们想办法把所列十几种小说手抄本找到,我们也派人参加,一起看看.后,报社一位女记者到公安机关找收集的手抄本,发现了《握手》作者被关在牢     

文艺批评与新时期文艺的发展

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大地上兴起了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文艺批评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战线,发挥了排击旧事物、催促新事物产生的功能,大呼猛进。它的锋芒,直指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直指以宣扬“文艺黑线专政”论为中心的《纪要》、直指现代迷信和思想僵化。另方面,在理论上恢复和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     

论“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

《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等作品的出现和发表,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一整套创作理论规范,它们互为参证、互为支持、互为依存,共同标志着“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文革文学”有着自己的存在历史,它与文革政治运动的存在时间不具有同一性.     

斥“四人帮”的深度论

“四人帮”从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需要出发,于一九七六年年初在文艺界抛出了一个“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革命文艺纲领。为了保证这一黑纲领的贯彻执行,写出合乎他们篡党夺权政治需要的阴谋文艺,“四人帮”又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极端反动的深度论。它是“四人帮”炮制阴谋文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必须彻底摧毁。文艺作品应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这是无用置疑的。恩格斯就曾经热切地期望无产阶级的文艺能够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恩格斯所说的“思想深度”其含义是很明确的,那就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洪子诚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这些论著或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并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前现代”或现代化“倒退”的产物，而是现代性文化的另一…     

解放思想 繁荣创作

结束了“四人帮”长达十年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文艺界面临着解放思想,繁荣创作的严重任务。二年多来,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掀掉了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两个估计”的黑盖子,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始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创作也活跃起来,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但是,不能低估“四人帮”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流毒和     

论“文革”题材小说的嬗变

“文革”题材小说,以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很快因《伤痕》、《我应该怎么办》、《月兰》、《在小河那边》、《神圣的革命》、《枫》等大批短、中、长篇作品的问世形成高潮。但此后,便逐渐为“反思”、“寻根”、“改革”、“探索”的声浪所淹没(其间有一些作品以“知青小说”的面目出现,它们和一般的“文革”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后者以“文革”社会为观察点,而前者却是聚焦于“文革”背景下的“知青”的生存状态)。如今,在相隔十多年之后,它们却又悄悄地同时又是成群结队地走上了文坛。 据笔者视野所及,仅从一些主要的文学期刊来看,去年以来就有短篇《青苹果》(沈嘉禄,《十月》1993、1)、《老家的皂角香》(鲁脉,《人民文学》1993、4)、《结局》(吕志青,《人民文学》1993,8);中篇《北京有个金太阳》(李锐,《收获》1993、2)。此外,笔者还读到一部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字碑》(叶玉生,海峡文艺出版社)。     

我刊发表的《邓小平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一文产生学术反响

《中国文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杨义主编,2010年卷）载丁国旗、张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综述》,文中摘录了《阴山学刊》2009年第1期刊发的刘文斌、董宏著《邓小平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一文中提出的邓小平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论述,如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文艺创作“必须表现人民的优秀品质”、“人民是文...     

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兼驳“四人帮”对文艺复兴的诬蔑

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在文化领域中推行法西斯式的专制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大破封资修的旧文化”的幌子,全盘否定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四人帮”在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所炮制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以下简称《鼓吹》)一文,给文艺复兴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体系”等大帽子,把评介和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诬蔑为“瓦解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这种全盘否定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进而全面否定全部古典文化遗产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必须给予彻底的批判。     

评“样板戏”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在我国寂寞的文坛上,一方面,百花纷谢,万马齐喑,另一方面,八个“样板戏”被捧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现在,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对作家和作品的政策正在逐步落实,对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样板戏”,要不要作一点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把被“四人帮”划定的禁区打破呢? 在文艺创作上树“样板”,完全违反文艺发展的规律。文艺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没有独创就没有文艺。文艺创作没有也不会有什么“样板”。这是文艺创作的基本常识,是人类几千年文     

《朝霞》:文革后期文学主流及其叙事策略——《朝霞》月刊研究之一

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朝霞》,产生于“文革”后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的创刊和运作直接而且集中地显示了文革后期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主流文学叙事及其意识形态。通过样板媒体《朝霞》不仅可以透视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而且也有助于把握文革时期极左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     

“盗跖思想”辩

在“四人帮”横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抛出了《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任意捏造了一个“柳下”跖,用以影射现实,为其反革命政治服务。这不但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学术上也是荒谬绝伦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工作者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他们在“盗跖”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当然也应予以澄清。现在虽然不会有什么人相信“四人帮”所宣扬的“盗跖”和“盗跖思想”,但有的同志却认为《庄子》中所说的“盗跖思想”,其中有属于劳动人民思想的内核。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想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文革”中的周扬批判

1966年11月，在天津休养的周扬被拘押。从批判者一变而为被批判者，他生涯中特殊的9年开始了。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批判他的浪潮早已波澜壮阔。“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与著名的“文艺黑线”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认了“文艺黑线”的存在：“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々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77—1985年)

<正>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至1985的九年间,各种报刊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多达一千二百余篇。这些数量众多的论文,涉及到杜甫研究的各个方面,现分七个问题,作一简要综述。一、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是从批判梁效的《杜甫的再评论》开始的。这方面的文章有二十篇左右。大家主要是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着重揭露了“四人帮”操纵御用写作班子炮制反动文章的政治目的。这个阶段杜甫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批评。前者,文章只有三篇,可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为代表。陆文集中就所谓杜甫后期“轻儒重法”问题,提出商榷。指出在杜诗提到的三百三十多个历史人物中,被“四人帮”封为“法家”代表人     

天涯飞鸿 肝胆照人——评林焕平编《作家学者书信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林焕平编《作家学者书信集》,是一本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好书,它向我们洞开了文坛论坛的一面窗户,让我们有机会聆听到作家学者们的心声,窥视到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某一侧面。林焕平先生是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这本书信集收录了全国一百五十四位著名作家、学者与他来往的书信五百一十多封,大都是文革后的产物,因为文革前的书信都作为“封资修”文艺黑线”的“黑材料”被查抄后遗失殆尽。书信集的社会价值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文艺启蒙和“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

中国的文艺启蒙可以上溯到晚清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展到“五四”、则成为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反思文学”到“文学的反思“再到“人的反思”,“十年动乱”中被摧残的人的尊严和价值逐步得到关注和重视,文艺重新承担起启蒙任务,并成为整个文化思想界“拨乱反正”的先声。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     

伦理学与四个现代化

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已把伦理学置之死地。前些时间,《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召开伦理学座谈会的消息,报道会上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在道德领域的破坏活动,讨论了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以及开展伦理学的研究,使之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等问题。这确是打倒“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