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

厦门话的词汇,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从普通话转借过来的、同普通话同形同义、仅在语音形式上有不同的所谓对音词。二是方言特有词。我们就《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一书所收方言词条做个粗略的统计,其中对音词约五万条,占三分之二强;方言特有词一万五千多条,占三分之一弱。本文要谈的是后者即厦门话特有的方言词(多音节词)在构词手段和方法上的若干特点。     

短时义“阵间”与“一会儿”比较

顺德广府话"阵间"与普通话"一会儿"都是常见的表示短时义的词,二者同异并存。"阵间"没有否定形式,普通话"一会儿"的羡余否定形式是"不一会儿"。在表达方面,方言"阵间"存在时情标记和特殊量词"个",有特定的表达功能,普通话中没有。     

闽语仙游话特色词初探

文章通过对仙游话、福州话和厦门话词语进行全面考察,提出仙游话有别于福州话和厦门话的三类特色词概况:一、反映仙游特有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词语;二、仙游话与福州话、厦门话"形同义异"的特色词;三、仙游话与福州话、厦门话"义同形异"的特色词。并就其产生的原因作初步探讨,认为古闽越语词语的遗留是未能考本字和来源特色词存在的可能原因,宋代以来自成一体的政治经济生活是多数特色词产生的主要原因。     

成都话量词的两个语法特点

成都话量词M,从总体上看有两个不同于普通话的显著语法特点。一是同形容词A的组合AM,其中一部分的语法性质既不同于M,也不完全同于A。二是M同数词n的组合nM,有不同于普通话的重叠方式。     

安陆方言物量词比较研究

在安陆方言物量词中,有的为安陆方言所特有,有的与普通话相同,但在和名词的配合上,与普通话并不一一对应,这就形成了安陆方言物量词与普通话物量词之间多义性与交叉性、近义性与差异性、具体性与模糊性的对立.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古汉语物量词的不同遗留和特有的民俗文化的影响.     

宋元个体量词的发展

个体量词是汉语量词的主要组成部分,体现汉语量词的特色。据初步统计,宋元个体量词约有一百六七十个。根据使用情况,大致可分四类:一、沿袭前代用法的量词;二、这个时期已经衰落、口语中不经常见的量词;三、有所发展变化的量词;四、较早见于这个时期的量词。本文以三、四两类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其排列顺序则参考了刘世儒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个“个”是这个时期最为发达的共性量词。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近代汉语里一方面奠定了名物称数必用单位词的原则,并且发展出众多单位词来,可是同时也似乎让个字逐渐扩展它的领域,变成一个独占优势     

衡阳方言子尾词的构成法和子尾的作用

普通话应用最广泛的词尾是儿尾,北京话的儿化词更是特别多。衡阳话没有儿化韵,因此不可能有象北京话那样的儿化词,就是儿尾词也极少,象“侄儿”这样的词,还是“儿”而不“化”的,就是说,那是分明的两个音节,不是儿化词。至于象“老头儿”、“玩艺儿”这样的说法,那是借用普通话在特殊的场合作戏谑之称,并不是衡阳话本身实在有这些个词。那么,作为衡阳话最普遍应用的词尾是什么呢?是子尾。普通话也有子尾,但不象衡阳话应用这么广。从     

兰州话词语组合上的特点

兰州话词语组合上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组合能力和词语位次(语序)两个方面。一在词的组合能力方面,兰州话与普通话的不同体现在以下几点。 1、单纯方位名词“里”的组合范围较普通话广。由它构成的合成方位词除有“里面”、“里头”外,还有“底里、头里、顶里、跟里、傍里、上里、下里、左手里(左边)、中间里、右手里(右边)、上下里、前后里、左右里”等等的。例如:     

凉山州“团结话”量词探析

对凉山州“团结话”中的一个小类——量词进行深入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团结话”中常用的量词并进行统计 和比较,分析其与名词的搭配情况,然后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观察彝语、四川方言和普通话的影响在“团结话”量词中的体现,最 后分析“团结话”作为中介语,在量词中体现的泛化与固化现象。     

凉山彝语类别量词的特点

凉山彝语(北部方言什乍话)的类别量词很丰富。量词主要来源于名词、动词和描摹词(有人将其归为形容词);抽象的量词由具体的量词引申而来。凉山彝语量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语义分类标准,名词所指事物都有不同的属性,从量词归类时所依据的属性可以看到该语言所侧重的事物属性。除了这些最显著的语义特点外,量词还有一些变调特点和句法特点。拷贝型量词也是凉山彝语类别量词的一个重要类型,正如其他的藏缅语族语言一样,它是量词发展的初级阶段。     

重庆话非名词词类的重叠形式

重叠是普通话和方言中较普遍的现象。但重庆话单音词(或语素)的AA式重叠的分布,正好和普通话呈相反的格局:从总体上说,普通话动词、形容词、量词能够重叠,名词不能重叠;而重庆话名词能够重叠,动词、形容词、量词不能重叠。这一点,前辈学者,特别是范继淹先生《重庆方言名词的重叠和儿化》一文曾作过深入的研究。但是,前人多把重庆话名词重叠看作一种表示小称意义的修辞性的构词手段。有鉴于此,笔者作有《重庆话名词的重叠构词法》,对前人成说有所补正。文章的结论是:AA式重叠是重庆话名词复音     

常州话的文白异读探析

从常州话文白异读的主要类型和文白异读的主要特点两个方面入手,初步探讨了常州话的文白异读现象。普通话中改变了古音而常州话仍保留了古音的字,在常州话中往往有文白异读的现象;书面色彩较重的词或新产生的词及外来词语往往说文读,反之则说白读。     

甘肃陇西方言中“个”的用法

"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量词。普通话中量词"个"的泛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个"的使用频率。与此同时,"个"在方言中仍然保持着一些特有功能。本文基于目前"个"在普通话中的研究现状,对"个"字在陇西方言中的用法进行全面的分析探讨,认为"个"在陇西方言中同普通话中的用法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自己特殊的功能。本文重点论述"个"在陇西方言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用法,即充当指示代词标记以及结构助词功能。     

遵义方言的助词“把”

遵义方言的助词"把"的意义和用法与普通话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其独自的一些特点.本文从"把"对数词和量词的选择、"把"的句法分布、"X把"的语法意义等三个方面对遵义方言助词"把"进行了详尽的描写.     

香港语言的特点与规范

香港语言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形成了与内地语言不同的特声、。大量吸收外语成分构成新词是香港语言最显著的特点。其次,粤语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语法方面,香港话有些量词与名词的搭配与普通话不一样。其次,普通话有些用在动词之前的副词,香港话用在动词的后面,而且有的副词可以直接用在名词前面作修饰语。再次,香港话有的名词可以直接作谓语,动宾结构的动词还可以带宾语。香港回归祖国后,需要逐步提高语言的规范层次。汉语夹用英语应有一定的限度,随意改变固定词组以及用词不当的现象也应避免,方言词的选用应遵循从众、经济、规范、创新的原则。     

时量词探源

从时量词与时间名词、动量词的界限、时量词的特性及来源等几个方面分析论证,可以认定时量词是量词的一个新类。尽管它们是从名词、动词转化而来的,有些还在转化之中,同时具备两类词的特点,但是,时量词有区别于名词、动词的特点,而且它的成员还在不断增加之中。     

榕江方言词语考源

贵州榕江一带属北方方言区,但是,榕江话与今普通话相比,有不少词存在着差异,或同实而异名,或同名而异实。这些词,往往能在古籍中或其他方言里见到用例。据《贵州古代史》(周春元等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春秋时代,榕江属楚黔中地。而楚国语言文化与中原诸国同出一源,所以,榕江话与古汉语是流与源的关系。黄侃先生也说过:“三古遗言,散存方国。”(《黄侃论学杂著》P413)据此,我搜集家乡(黔东南,主要是榕江)话与普通话相比有差别的词得二十六个,试作考源,或许从中能见到语言发展演变之一斑。     

四川岳池顾县话的词汇

顾县话词汇与普通话关系较远 ,而与西南官话很接近 ;一些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词项 ,则保留了湘语的特点 ,而没有和周边的岳池话、南充话完全融合     

四川话口语几个常用虚词的用法

四川话口语里有些常用虚词的用法跟普通话不尽相同,某些用法很有特色。弄清这些用法,对于了解四川方言的词汇语法特点,对于四川人学习普通话都有好处。     

湖南安仁话的“得”字与“得”字句

安仁话中的“得”字可以作动词、介词、助（动）词。安仁话的“得”字双宾语、兼语句以及被动句都很有特点,与普通话对应用法有差异。安仁话“得”字用法为双向动词提供了方言例证,也进一步验证了给予动词的虚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