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与全球——文思理教授(Sidney Wilfred Mintz)与人类学

本文意图全面论述文思理教授对人类学发展的贡献,同时讨论其人类学研究的特点,即,扎实的田野研究、地方与全球的视野,并将人类学研究置于地方史和全球资本主义进程的历史脉络中。文思理教授在波多黎各、牙买加和海地从事田野工作,对加勒比海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文思理教授强调人类学需关注历史,同时推动田野中的口述历史研究。1985年,《甜与权力》出版之后,文思理教授先后出版多篇饮食人类学专论,成就显赫,成为该领域公认的权威学者。文思理教授长寿知足,诲人不倦,并享受饮食以及与知交的相处,尽显大师风范。斯人已逝,谨撰此文,以示怀念。     

文思理教授与内外视角交织的人类学方法

人类学家文思理教授的研究结合地方史与全球政治经济过程。这种方法,与格尔兹提出的近经验与远经验的结合,一起构成人类学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方法论变革:从关注地方知识和社会过程,或从关注全球政治经济大背景和研究者所由来的知识背景,到结合地方与全球,结合他者与自己。从那时起,人类学开始确立其学科方法论原则:内外视角的交织。本文通过介绍笔者在教学和研究中对文思理的思想和研究的应用,梳理内外视角交织的学科历史,确立文思理的研究对人类学的意义。     

从地方、区域到全球——文思理教授的人类学之旅

本文结合文思理教授的学术生涯,分析其研究的问题与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而阐明长期的田野调查、民族志基础、生命经验以及由之延伸的文化比较与区域视野,对一位人类学家的重要影响。面对知识更新日益迅速的信息时代,文思理教授在不断吸收新知的同时,也在善意地提醒我们,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依旧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基础。而文思理教授对生命故事、地方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则体现出他从地方、区域到全球的人文关怀,对后世学者产生深远影响。     

政治人类学权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一

权力研究是政治人类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政治人类学探讨权力的产生、运作以及权力与利益、话语之间的关系,本文梳理了西方社会有关权力研究的流派,政治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人类学权力研究有重要启发.     

百年诉讼:村落水利资源的竞争与权力——对家藏村落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一

历史人类学在注重文献、碑记资料的同时,特别强调田野调查,以增加学术的"现场感",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所遗漏和忽视的基层社会与地方社会,尤其关注那些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和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研究.本文对自己在田野中发现的循化县清水乡两个村落之间水利纠纷事件进行探讨,借以解释地方社会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从西敏司《甜与权力》看世界体系的权力文化网络

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甜与权力》以糖为刻画对象,将糖的生产、糖的消费、自然性与社会性、权利的规约与意义的制造纳入到纵向的历史叙事结构中,勾勒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并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联系,从而建构出同世界贸易体系并行的权利文化网络。     

“首届东亚人类学论坛: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综述

2012年3月28日至30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人类学论坛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英国、美国、中国两岸三地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4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收到论文29篇。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学与历史",围绕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另外,除了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以外,论坛还特别关注人类学最为基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者与他者的比较研究。     

人类学视野下的权力与文化表达——关于非暴力支配的一些表现形式

依权力的支配大略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使用暴力或强力的权力以及使用非暴力的权力。前者更多是跟战争、强力以及暴力紧密相连,而后者则是在文明化社会之后的一种权力表达方式,是采用一种符号、象征以及让渡等等形式来达成的一种支配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是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文化的表达。     

范式与超越: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

通过对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民族志方法、市场体系理论、民间宗教等范式的反思,结合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应用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如将人类学的社会意义培育于公共空间之中,关注人类学的宇宙观等,并就田野工作的方法、经验及研究选题进行了讨论.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继嗣与交换:地域社会的构成--对摩哈苴彝村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关于地域社会的构成,宗族继嗣理论注重宗族裂变的作用,社会交换理论则强调"女性交换"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摩哈苴彝村口述史材料的分析,揭示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宗族裂变分支的散布与婚姻联盟的范围在地域上可以是吻合的,由此消除了继嗣理论与交换理论的对立;第二,在父系社会中,不仅存在着"男性的继嗣"与"女性的交换",而且也存在着"女性的继嗣"与"男性的交换",后者亦为地域社会构成的重要路径.     

试论生态人类学对西藏旅游业的意义

生态人类学注重环境和文化的互动.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西藏旅游现象和问题,可以使人类学研究和旅游业的发展相得益彰,在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同时,促使旅游业走上更加健康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类学视野中的“采百花”习俗

在盛行一夫一妻制的大理州洱源县西山乡白族传统社会中,婚姻之外还存在着结交情人的"采百花"习俗。"采百花"习俗在当地白族传统社会中呈公开而普遍的存在状态,与其他绝大多数社会为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所规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相悖。本文作者对"采百花"习俗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深入分析研究了大理洱源西山白族传统社会中"采百花"习俗的历史文化背景、基本特征、群体认同、社会规范及其在当代社会中发生的变迁,为探求白族传统婚俗文化提供了一个民族志个案。     

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以人类学应用研究为例

以参与式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人类学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实践.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     

生活方式、社会网络与疾病防控--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人类学研究框架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自暴发以来,迅速蔓延,已酿成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作为以人类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类学无可回避地承担着研究流行病和关怀受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的职责。通过讨论疾病与社会文化、防控与社会文化以及不同群体在疫情暴发中的遭遇及其社会文化解释这三个维度,叙述、分析与反思疫情所表征的社会文化,并认为民族志方法、跨学科合作方法、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是人类学研究重大疫情的重要研究方法。     

裕固族乡村社区发展历程与模式的社会人类学分析

裕固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其乡村社区发展历程在西北少数民族社区发展历程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田野调查所获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对裕固族乡村社区发展历程与模式进行了社会人类学的描述与分析,并指出裕固族乡村社区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型到乡民自主型的转型势在必行。     

玉狮场:一个被误解的普米族村庄——关于利益主体话语权的人类学研究

普米族村寨玉狮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保存相对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却至今没有一条道路,被解读为"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围绕修路的问题,多种话语体系在这里博弈,但真正的主体——玉狮场村民的声音却被曲解、忽视。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文化变迁、利益主体、话语权等角度,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神话与仪式：古镇黄龙溪的宗教和社会历史叙事

水与黄龙溪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地方民俗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为寻求意义、秩序与安居,黄龙溪先民面对自然威胁,围绕治水创造并传承了与水相关的神话传说、寺庙格局和宗教仪式,借此以实现地方空间的圣化和秩序化,地方社会群体才得以和谐团结。因此,水是黄龙溪文化的灵魂,也是其文化创作的动力源泉。同时表明,神话和宗教仪式两者是互为依存的社会象征体系,共同促进并维持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