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司马光研究简述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的一代名臣。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建国以来被说成是“守旧派”、“顽固派”。“四人帮”统治时期,司马光更被诬之为“复辟派”、“复辟狂”。近年来,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将1980年以来司马光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简述如下。关于《资治通鉴》以前,史学界一致肯定《资治通鉴》是历史巨著,但对司马光的政治及史学思想,大多持否定甚或冠之以“反动”的态度。在1982年10月郑州举行的宋史讨论年会上,许多史学家仍然认为,《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丰富、有很大价值的历史巨著。书中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资治通鉴》这部书有强烈     

试论《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

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本来是为了“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读给皇帝听的。所以起初叫《历代君臣事迹》。后来司马光受王安石排挤,离开京城,皇帝听不到司马光的讲读声了。但《资治通鉴》却因此而在洛阳修成,并且使神宗皇帝陆续看了而大加赞赏。这就说明,司马光主撰《资治通鉴》的目的,不是为修史而修史,     

《资治通鉴考异》对史学的贡献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三十卷,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同时完成。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时,将《考异》条文分注于有关正文之下,《考异》与《通鉴》始合为一书,但《考异》仍有单行本通行。长期以来对于《考异》的研究,是《通鉴》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对《考异》的研究多限于《通鉴》研究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专文论及的寥寥无几。白寿彝先生指出:“在考异著作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尤应受到重视。”(《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考异》确实在史学上有很大的贡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

中国封建历史学典籍丰富,体裁完备,记述详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长之一。谈到历史著作,不能不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两部名著不但是中国封建时代史家之绝笔,也无疑是世界封建时代史家之绝笔。本文想谈谈《资治通鉴》编写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一、《通鉴》各纪的成书年代《通鉴》的编写,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终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共十九年的时间。治平三年四月,司马光把写好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他在《进通志表》中说:     

《资治通鉴》如何记述赤壁之战

“依然形胜扼荆襄,赤壁山前故垒长;乌鹊南飞无魏地,大江东去有周郎; 千秋人物三分国,一片山河百战场;今日经过已陈迹,月明渔父唱沧浪。”这是清朝著名诗人、乾隆时三大家之一赵翼的《赤壁》诗,诗中描述了赤壁之战形成三国鼎立的往事,是一首怀古诗。赵翼距离赤壁之战的时间太久了,即距离司马光写成《资治通鉴》时也太久了。和司马光差不多同时的苏东坡,著有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词     

《通鉴目录》浅探

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者相继不断,在众多论著中,对研究司马光另一部与《通鉴》关系密切的著作《资治通鉴目录》(以下称《目录》)很少问津。本文在点校《目录》的基础上,就《目录》是否为《通鉴》的提纲,《通鉴》在付刻前是否作过修改以及《目录》校勘《通鉴》的价值三个方面,作一番探讨。一、《目录》是《通鉴》提纲说辨误《通鉴》的编纂过程分为丛目、长编和定稿三个步骤,这在学术界已有定论。最近,宋衍申先生在《司马光传》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说是丛目之前有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在编写过程中不断修改,《通鉴》上奏前又做了一次定稿,成为今天所见的《目     

简析司马光的法律思想

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朝野上下有志之士,从忧国忧民角度出发,纷纷提出改革弊政和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议与要求。在主张改革洪流中,司马光、王安石都跑在前面。司马光虽忠于儒术,但仍很重视法的作用。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讲的礼,实际上就是法。“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此处的“礼”司马光本人讲得很清楚,“何谓礼?纪纲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又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     

略论司马光的《潜虚》

一司马光(1019—1086)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著名历史学家。他原籍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涞水乡人,世称涞水先生,《宋元学案》专立了《涞水学案》。但他久居洛阳,绝大部分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在这里进行的。 司马光退居洛阳期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活动。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并称北宋道学“六先生”。后因“涞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宋元学案·卷首序录》),才除去司马光,只称北宋五子。但是,不管是六先生或是五子,都不能排除北宋道学之兴是和司马光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司马光是旧党首领,其他人在政界都没有他的影响大。司马光居洛十五年中,除了编修成著名的《资治通鉴》之外,还从事哲学方面的研究,写作了《易说》、《注系辞》、《注老子道德经》、《注太玄经》、《注杨子》和《潜虚》等著作,对道学之兴有一定的作用。道学是反对“荆公新学”的产物,司马光是反对新学的支柱,道学家只有得到他的支持才能扩大影响。司马光居洛阳期间,程颢也贬居在此,富弼、文彦博、吕公著、程颐、邵雍等人也都在洛阳,他们时常优游际会,论道议政,司马光被称为“真宰相”。他们不仅要直接反对新政,而且也要从理论上攻击新学。这就使得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了共同的基础。了解这一背景,对我们理解《潜虚     

参与和开发

一、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取决于历史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参与的意识和行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参与。这些参与使史学充分体现了它的“资政”功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作用在历史上被高度政治化了,甚至使历史科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品格。     

董仲舒对策年代考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年)对的策,这本来在《汉书·武帝纪》中说的明明白白,但《资治通鉴·汉纪九》却把它改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年)。司马光还通过他的《通鉴考异》为这一改动进行辩解。清人齐召南在乾隆年间版印的官本《汉书》的考证中支持了司马光,清人沈钦韩在他的《汉书疏证》中也支持了司马光。这一改动、一辩解、一考证,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误会:即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引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建元元年到元光元年这六年间的一系列尊儒术罢百家的举动,都是以董仲舒的对策为动力的。这个误解至今未消除。董仲舒对策之前就已经走     

一部凝聚五千年炎黄文化精粹的扛鼎大作——大型史书《资政史鉴》出版发行

中华史典治国方略的荟萃巨制古有《资治通鉴》,今有《资政史鉴》。公元１０８４年,北宋大臣、史学家司马光历１９年主修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该书年经月纬,熔裁贯通,涉猎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要事,论叙了周秦以来历代政坛治国方...     

司马光史论表微

近几年来,史学界很多同志评议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我深有启发。不过,要想更加深入全面地探讨,还需下一番苦工夫和傻苦工夫。窃不自量,拟将《资治通鉴》及于发论的史料来源等,并据君实所处的时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加以考察,表其微意,评其瑕瑜,姑命名为《司马光史论表微》。谬误之处必多,尚请指正。这里只摘取几篇以为样稿,也不引录原文,以免多占篇幅。     

从《涑水记闻》看北宋的封建专制

北宋司马光撰写的《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是一部缀录北宋时期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历史笔记,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都引用了《记闻》中的史实作为论述历史的重要依据。《记闻》之所以如此被人重视,除了它具有史料真实、文字简朴的优点而外,还由于它是当朝人记当朝事的作品,其中反映了好些关于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情况,暴露了封建王朝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研究这些情况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     

《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及其影响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用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它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费时十九年而完成的长篇巨著。这部史书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为我国历代史家所称道,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对日本史学的发展及其政治思想以巨大的影响。《资治通鉴》完成于1085年,这部书传到日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北宋以前的隋唐时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中国大量的文化典籍畅通无     

评《资治通鉴》关于唐朝实行两税法的论述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之一。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以年月日为经,顺序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事件,是我国编年体古史中的空前巨著,对以后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代史学家都给它以极高的评价。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最高封建统治者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之人。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10至13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论证。     

范祖禹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共354卷,囊括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1362年的历史。《通鉴》包罗宏富,卷帙浩繁。它是由司马光主编,刘(分攵)、刘恕、范祖禹等协助,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完成的。作为司马光的助手之一,范祖禹在编写《通鉴》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过去讲《通鉴》时,往往只谈司马而少谈范与刘,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对此,本文试评述之。     

评司马光的认识论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一位很有思想深度的思想家。他在学术上议经驳传,独立思考,颇有见地。他在认识论方面的观点,也是有创见的。司马光在许多著作中阐发了自己对认识事物、学问修养的看法。他所撰《致知在格物论》,是对儒家经典《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新解,也是司马光本人的认识论的核心。司马光说:“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     

《十六国春秋》散佚考略

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目前所看到《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残本。《十六国春秋》散佚的时间,清代学者多有猜测。王鸣盛认为,“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钱大昕认为,“宋人已无见此书者。”然王、钱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证。其实,《十六国春秋》于宋时仍存。如北宋初编成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即是抄录《十六国春秋》最多的一部类书。北宋中后期司马光编就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亦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的史料。在南宋还是可以找到《十六国春秋》存在的痕迹。如南宋初孔传的《东家杂记》提到,他读过《十六国春秋》。号称宋代四部目录书之一的《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十六国春秋》。甚至明中期学者杨升庵也看到过《十六国春秋》,这比此后万历年间出现的《十六国春秋》残本要早。这说明到明中期,《十六国春秋》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