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学与意识形态之关系——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谈起

文学与意识形态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关系.当文学作为主体去审美掌握客体世界时,它在本质上是不欢迎意识形态的入侵,但由于文学主客体整体构成中的意识形态成分的渗入,文学在内容上又可能出现某些意识形态成分,有时意识形态因素还很充分;当文学以客体的姿态与世界的需要主体发生关系时,文学将以自身为中介转化为功能性存在,在尊重自身美学品格的前提下,对世界的需要给予一定的满足,从而表现出某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当外在主体的要求无视文学本性,将其视为实现某种实用观念的工具的时候,这时的文学就有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危险.     

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论生态文学的伦理价值诉求

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履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中国业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未来。     

不幸童年孕育出的"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卡夫卡的童年与创作

卡夫卡被公认为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祖,在他创作的背后,不幸的童年经历起着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他不幸的童年促使他成为文学大师.     

近代早期启蒙者的"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近代早期启蒙者,创立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文艺美学理论.其主要代表龚自珍倡导关心"民生饮食"与"尊史",以此阐明其文艺美学"经世致用"观;魏源发表了"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理论见解,主张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基础,发挥文学的治政作用;包世臣强调文学不能脱离"民事",把"悠关国家"作为文学的最高目的和最大价值;冯桂芬呼吁发挥文学"考镜得失,匡时济世"的社会作用.他们的思想虽都鲜明地表现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对于更新时人的文艺美学思想,促进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烙印历史足迹的"人性"——苏联"现代"文学的再思考

苏联"现代"文学,与其他民族国家特定时期的文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迹.创作活跃在这一时期的苏联作家,在作品中反映苏联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人民的精神,在文学殿堂中大力塑造在苏联革命与建设中的人民形象,抒写人民意识的觉醒与创建新生活的信念,揭示苏联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30多年的苏联"现代"文学见证了苏联社会的历史风云,也构成其独特的"人性"特征.     

从"外在于彼"到"内在于此"--诺曼·N·霍兰德的文学反应动力学述评

诺曼·N·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是美国杰出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他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指导,借助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和接受美学文学接受理论,建构了完整而系统的文学反应动力学,将作者、文本、读者作为一个整体,细致剖析了读者阅读文本时的心理机制,揭示了文学快感和文本意义产生的深层心理原因,试图在文本的艺术形式和读者的心理反应之间建立一个科学的模型,力求将模糊的心理问题科学化,对艺术形式、语言、情感、风格、艺术真实、心理防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分析了读者如何将文本"外在于彼"转化为"内在于此"的心理反应.     

论"立言不朽"作为文学话语的历史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领域内,"立言不朽"由政治(伦理)命题转化为文学命题是经过两个人实现的--曹丕和刘勰.曹丕提出"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学争得了与"立功"、"立德"平等的地位;他还有意使"经"向"文"屈就,"文"向"经"攀升,从而在文学外部实现了"立言不朽".刘勰则以"宗经"为策略,在文学内部实现了"立言不朽".他认为,文学只有"宗经"才能祛除"去圣久远,将遂讹滥"的弊病,得以健康发展.因为"经"具有其它文化资源所不具备的思想取向与艺术选择的优势;"经"具有可以为文学效法的优点;"宗经"的核心是"正末归本".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的检验,刘勰真正实现了"立言不朽".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干校文学论:以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中心

将干校文学划归"文革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文学史叙述范畴,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对于具体鲜活的干校文学文本来说,却是一种无意的遮蔽.通过文本细读.深入干校文学文本,可以发现干校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而揭橥当时作家的真实心态及其转变过程,对干校文学的评价应该以"真实"作为第一标准,干校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尚有不小的空间可供开拓.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的价值和影响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是一部收录清代前中期诗歌的选本,自问世以来引发了历代诗歌评论家的争论,或褒或贬,莫衷一是。客观地讲,《清诗别载集》保存了许多清代前中期诗人的生平资料和诗歌作品以及诗学评论,因而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诗学价值。另外,沈氏此集对后世总集编纂和清诗研究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

对“中间代”或“中生代”的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对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尤为敏感,同时也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这导致了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然而“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

文人相与赠答之诗 ,始于汉末 ,盛于魏晋。现存魏晋各类诗歌 ,在数量上以赠答诗居第一 ,在质量上 ,赠答诗也堪称上乘。当时诗人以赠答诗为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 ,并赋赠答诗以“新诗”、“嘉诗”等专门名称。这些赠答诗人 ,主要出于邺下文人、正始文人、东吴遗少、二十四友、兰亭诸友等文化群体 ,赠答诗与之相应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魏晋赠答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的交流状态及复杂的交流心态 ,凸现出魏晋诗人珍惜生命、张扬个人价值的基本心态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     

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他们的诗歌在抒情主体方面有重大的区别:"归来者"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好像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朦胧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强调用自己的眼睛理解生活、评价生活,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试析法国大革命时期宪政建设的教训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宪政建设存在三个方面的沉痛教训:一是在人身自由方面并未建立起真正的保障制度,表现为缺乏独立的维宪机构、相应的救济权和足以平衡立法权的司法权威,从而导致生灵涂炭。二是实行无限制的民主制,表现为复归古代的唱名、鼓掌表决,群众旁听议会辩论的无序化。三是缺少契约文化,表现为民众高于宪法的观念根深蒂固和高频率的宪法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