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构建幕藩体制的基本要素

幕藩体制是以幕府为核心、以各藩国为支柱的政治制度,该制度建立的标志是幕府在政治上实施了幕府高度集权和藩国相对分权制度、经济上实行了石高制及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思想文化上建立了以朱子学为官学的思想体系、社会关系方面实行了严格的四民等级秩序、对外关系上实行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缺一不可,成为构建幕藩体制的重要支柱。在幕藩体制的作用下,德川幕府以强有力的方式控制了以西南雄藩为代表的二百多个藩国,实现了日本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和平统治。     

幕藩体制与日本城市运动的发展

从 16世纪中叶到 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日本的城市运动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幕藩体制的建立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制,使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成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幕藩体制中,以集权、分权相结合的石数制为核心的兵农、兵商分离制有力地推动着城市运动的发展,它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而且塑造着日本的商品经济,使城市运动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在明治维新之前成长壮大,日本的现代化也由此展开。     

关于德川幕藩体制及其与日本近代化关系研究的文献综述

幕藩体制是日本近世独特的社会制度,是幕府集权与各藩分权的统一,是至尊天皇与至强将军的统一,是日本历史进入近代化前夜独特的社会制度。因此对于幕藩体制的看法史学界争论颇多,存在不同的观点,大量关于幕藩体制的特征及其与日本近代化关系的著作和论文的涌现,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述,加强了人们对日本近世社会制度的了解。     

日本幕藩体制的形成及其特征

自从日本学者首次提出“幕藩体制”这个概念以来,虽然国内外史学界都曾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对其形成过程与特征尚无完全一致的看法,有关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和论著也不多见.本文拟在吸收各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形成过程与特征进行较为集中的论述,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行们.     

江户时代的町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

１７、１８世纪的中、日都市商人，在都市政治、经济上所表现出的权益与地位上的差异，实质是两国封建文化的差异。日本幕藩制都市文化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文化，而非早期输入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日本不同于中国在１９世纪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论明清小说中商人的价值观念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农业经济，忽视商品生产和流通，商人的价值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明清小说作家则在展示商业繁荣、商人活跃时代背景中肯定商人的价值，讴歌了他们的金钱欲望和开拓冒险精神，也对他们的道德、性爱作了合乎人性的观照。商人的价值觉醒，正反映了明清市民阶级的普遍自觉。     

日本石高分封制与幕藩体制——兼论石高分封制下的武士

石高分封制在金字塔型的武士等级内部 ,以土地所产生的利润——石高作为再分的原则 ,家臣武士祖传的土地所有权成了既定的“石高”数量。主君掌握家臣的经济命脉 ,主从关系成了恩赏与效忠、统治与从属的关系。离心势力成了无本之木 ,为将军“名正言顺”地转封大名 ,为德川幕府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前提条件。同时 ,也造就了幕藩体制的掘墓人 ,下级武士丧失统治阶级的基本经济特征 ,并成了封建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载体 ,导致他人“一定要废弃封建制度本身”。     

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

唐代商人的通婚阶层主要有艺妓、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官僚,而宋代商人不仅可以联姻于士人、高官,有的商人之女还可以入宫为皇妃,乃至正位中宫。这主要是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入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财婚风气日盛的结果,此外还与科举制度的发展有关。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背后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论中世纪的商人及商法

主要探讨了欧洲中世纪社会商人、商人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宗教、政治、文化整体状况,以及商人法得以发展完善的条件和取得的成就。     

明清汀州商人与地方社会

汀州是闽西客家的中心地区,明清时期汀州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汀州商人发家致富后,积极参加地方社会宗族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汀州商人阶层的壮大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思想观念。笔者试图对汀州商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做出一定程度的论述。     

身份等级制与多元价值观--德川身份等级制初探

日本德川时代阶级统治的支柱身分等级制,首开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的先河,将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别交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士农工商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德川幕府260多年的和平,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都与身分等级制下身分、职业、道德、多元价值与社会秩序的整合密不可分.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从历史因果关系来看,身分等级制的基础--权力与财富分离,弱化了统治者自身,武士走上了自我消亡的不归路,农工商则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各得其所、多元追求的价值观念,大众在职业生活中形成的许多属于"现代化"的因素,预先为日本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发展及评价

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和井田制的崩溃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进而促动了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经商之潮风靡各国。究其因 ,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封建国家惠商政策的实行和统治阶级的鼓励、经商之道的指导有关。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多为财政收支中心 ,其消费功能明显强于生产功能。商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 ,是农本经济的补充。亦官亦商、手握大量资财的大商人受到统治者和民众的尊崇 ,而中小商人则是当时统治阶级限制的对象     

明清商人捐资助学的社会动机探析

明清时期,商人捐资助学的现象非常普遍.明清商人捐资助学的动机可归纳为六种心态:攀援士人阶层以谋求政治靠山;转换经济资本以规避商业风险;追求社会认同以扩大家族影响;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满足经营需要;从众心理与被迫资助;自我实现需要与"尊学"心态.     

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

因经营活动及其他种种措置,徽商与客籍地社会各阶层时有矛盾,有时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对立。清嘉庆年间,徽商在安徽六安州为建会馆,与当地士绅形成严重冲突,并导致一场历时近两年的诉讼,这是一个重要的徽商与经营地各阶层关系的典型案例。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

晋商研究方兴未艾,成果卓然,但对于晋商与地方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文章提出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晋商与地方社会做跨学科的深入研究,以揭示晋商与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结构、婚姻观念、民风习尚、地方文化、经济生活、公共建设、社会赈济等问题的关联与互动。     

论徽商的"好讼"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

官商结合既为晋商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 ,也是其最终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 ,通过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 ,交易成本与风险不断增加。由于晋商始终沿着官商结合这一路径下滑 ,最终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的状态 ,导致自己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向了衰落。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