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招来露砌魂——论薛宝钗

在《红楼梦》诸多有分歧的问题中,如何认识并评价薛宝钗,是争论得最长久而又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早在旧红学时期,就有人争论得“几挥老拳”。现在虽然不至于以拳相见了,却还也常常在争论中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不过旧红学家争论的焦点是“钗黛孰优论”,即有人尊钗抑黛,有人尊黛抑钗,也有人钗黛并尊,认为她们是“瑜亮同世”。现在“孰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斥江青“母党胜利了”的反动谬论

野心家江青窃得了“旗手”“功臣”之类称号,仍欲壑难填,竟大言不惭地在外国人面前自称“红学家”,为了假腥腥表示“谦虚”,又羞答答用“半个”加以限制。其实,无论“整个”也好,“半个”也好,“红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光荣称号。蔡元培等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爬罗剔抉,专门求索《红楼梦》隐去之本事,被称为“索隐派”或“旧红学”。这种研究方法,连胡适之流也讥之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胡适、俞平伯等则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红楼梦》进行繁琐考证,胡说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情场忏悔”之作。对这种所谓“考证派”或“新红学”,毛主席早给了它一个盖棺定论,即     

也论薛宝钗——兼论钗黛形象的对立

薛宝钗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在《红楼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分歧。撇开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争论不谈,就是近几年来,对薛宝钗的评价也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总的说来,分歧的焦点,不在于她是否是封建礼教的信奉者,是否是“四德俱备”的封建淑女,而在于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还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作者对她的态度是褒,还是     

学术信息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赵建忠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撰文指出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与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第一次社会转型为推翻清王朝以后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蔡元培持民族主义思想从事红学索隐,“反满”就是当时的“舆论热点”;胡适以《红楼梦》为载体传播他的“科学方法”,而当时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五四”时期的“舆论热点”。蔡元培为索隐派,胡适为考证派。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则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因与主流意识…     

江青反党篡权野心的一次大暴露——评江青一次关于《红楼梦》的谈话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红楼梦》,古为今用,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四人帮”反党集团却利用他们窃取的宣传工具,妄图控制和垄断对《红楼梦》的研究,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他们的黑笔杆常常从《红楼梦》中寻章摘句,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华主席和其他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学无术的白骨精江青还竟然冒充“红学”权威,到处做报告,发指示,侈谈《红楼梦》,无耻地自我吹捧。在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红楼梦》谈话中,她吹嘘自己是“半个红学家”,挂着马克思主义“红学”的招牌,肆意歪曲和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兜售修正主义的黑货,为她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她的这次“红学谈话”,政治观点反动,思想感情腐朽,艺术趣味低级,是修正主义“红学”的黑标本,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剖折白骨精的“红学”,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认识“四人帮”修正主义的极右本质。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理性看待红学研究的现状

对红学研究现状的估计不宜盲目乐观或悲观。 2 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红楼梦》得到大普及 ,出版、研究也有很大进展 ,领域在扩大、深入 ,评论逐渐克服简单化倾向 ,对新红学派“自传说”仍在作进一步批判。问题也存在 :以学术为幌子、哗众取宠、误导读者的奇谈怪论甚多 ,一些媒体推波助澜。旧影响没有完全肃清。“外围战”打得太凶。今后最重要的是坚持求真务实的学风和文风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其主要成就是在考证方面，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层面则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开拓。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之间的巨大精神质素的差异不能分辨，以及各种远离文本的红学“热点”所形成的“泡沫红学”的虚浮。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鲁迅、胡风和周汝昌认识到“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性对抗之文化意义。百年来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但无力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脱离开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就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艺术，对《红楼梦》的审美观照仅仅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小说学是远远不够的。红学的根本突破在于红学、国学和西学的契合。《红楼梦》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灵魂的铸造和民族精神的再振，新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已经开始萌动和出现。     

走出“自传说”拘囿,开拓“李学”新境:皮述民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

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有《红楼梦考论集》《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等.由以上研究成果可知,皮述民乃新加坡与台湾地区红学领域卓有成绩、独树一帜之学人.皮述民一改过去将曹雪芹、脂砚斋、贾宝玉密切联系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砚、宝玉三位一体”的新认识,这是“翻案”所结出的果实.当然,皮述民最具新意的“翻案”还在于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李学”即打破红学谜关之学!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     

Broad and Profound, Continue with the Past and Open up the Future： FENG Qiyong＇ s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Ninth Summary of Redology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冯其庸新时期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论红楼梦思想》、《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解梦集》等著作之中。冯其庸认为红学需要深化研究,即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的曹雪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研究以及《红楼梦》重议评点派等方面体现了他文本深化研究的倡导。冯其庸由文献考证向文本研究拓展的学术实践不仅有益于优化《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也符合红学未来发展方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是冯其庸执著的为人和为学的信念,也足可为同道和后来者取法：红学发展之道路漫长,取经惟诚。人能弘道。     

《平心论高鹗》:林语堂对大陆红学家的反驳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中有不少文字是反驳大陆学者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家的,可谓“挑战典范红学”,尤其是“攻高鹗主观派之批评”一节从多方面对俞平伯《红楼梦辨》的论点进行逐条反驳,以证成其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而非高鹗,高鹗只是依据曹氏残稿进行“整理补订”而非“续作”的观点,同时对周汝昌及其《红楼梦新证》做了批评大于肯定的评价.林语堂之反驳俞平伯、周汝昌,议论不够平允,词气不够谦和.作为一家之言,林语堂的红学观点瑕瑜互见,某些论点还可进一步商榷、辩论,但不害其在红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谁解其中味——评红学三派

本文对红学三派的利弊作了简要评述。作者认为，旧红学以索隐为主，可称之为索隐派；新红学以考证为主，可称之为考证派；而着眼于文本的阐释，可称之为文本派。索隐派以影射的眼光读小说，试图将《红楼梦》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其主要依据是读者的联想，不一定可靠。考证派只承认与作者和版本有关的实证材料才有价值，无视《红楼梦》在文学世界的地位，其眼光不免偏颇。文本派致力于《红楼梦》文本内涵和写作技术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索隐派和考证派的失误，但务必防止过度阐释的弊端。     

2005年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摘录

胥惠民(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应该关注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典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讨论过“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关向《红楼梦》的广大读者推荐什么红学成果的问题。在21世纪初期总结红学史,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在80年代,曾有余英时先生提出中国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当时争论很激烈。一种意见是李希凡、蓝翎先生的《红楼梦评论集》,一种意见认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是典范。我认为总结20世纪红学史,中国红学会应该牵头选择一套典范著作。譬如考证派典范。我在《关于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的回顾》这篇文章中谈…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1927年,胡适发现了甲戌本,这在“新红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次年,胡适发表对甲戌本的研究报告,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为数不少的《红楼梦》旧抄本被陆续发现。胡适收藏甲戌本的三十四年间,曾多次将该本提供给学人加以研究。他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

题咏派是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的一个早期流派,限于篇幅,很多作品自然难以对《红楼梦》评价面面俱到,然而却能紧紧扣住原著艺术形象去纵笔抒怀,其视野的相对开阔,确也多元地拓展了《红楼梦》的诠释维度;但迄今为止,红学史家们对这一派研究的却最为薄弱。本文从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楼梦》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红学文献的辨析这一角度进行了探讨。     

“脂本”真实存在,“红学”面临危机

脂批本不是仅仅只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种,而是共有十二种。绝不是“由同一个骗子,在土作坊里制造出来的。”但“红学”确实面临危机:危机之一,“红学”已陷入新的模式,不能自拔;危机之二,红学界信息不灵,“闭关锁国”;危机之三,未能有力地贯彻“双百”方针。救治之道在于,按照小说创作的规律,深入研究《红楼梦》文本,创造出《红楼梦》研究的新模式;《红楼梦》研究对外开放;彻底贯彻“双百”方针。如此,《红楼梦》研究将开拓出一个新天地!     

薛宝钗的悲剧

我把薛宝钗的命运也同林黛玉的命运一样看成是一个悲剧,这代表了我对薛宝铰的认识和理解。自有《红楼梦》200多年来,在《红楼梦》的人物评价中,薛宝钗是争议最多的,或褒或贬,或褒贬各半,历代不休。我不想陷入这种分岐,也无意对薛宝钗作一个褒贬的评价,只想从薛宝钗的遭遇和命运来认识和理解她,或许能更好地认识《红楼梦》的伟大现实意义。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的“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