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山”地名考释——民族遗留地名研究

"霞山"是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行政地名,因霞山村得名,但"霞山"本身的含义和民族属性都不清楚。有人认为它就是汉语地名,但是经过考证,它实际上是一个壮族地名,就是壮族地名"下山"的不同写法而已。从粤语看,"霞"与"下"存在同音关系,而且在该地区古代有"霞山"与"下山"两个地名同时存在。"霞山"壮文本作"hazgodau",因节省音节变作"hazdau"。"霞"指茅草,"山"指桄榔树,"霞山"原本就是以茅草和桄榔树命名的一个古村落。     

历史时期重庆政区地名得名渊源初探

历史时期重庆地区曾使用过的政区名称较多,据笔者统计,通过文字资料记载保留下来有具体得名解释的政区地名101例。在命名渊源上包括因山脉得名、因河流得名、因方位得名、因年号得名、因姓氏得名等诸多类型,其中又以因河流得名为最多。不同历史时期重庆政区地名得名又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隋唐时期重庆地区产生的新政区地名数量最多,宋代产生的祥瑞美愿政区地名较多,元明清时期新的政区命名主要集中在今渝东南地区,民国时期政区地名主要是以更改重复地名为主。     

雷州方言区“厝”字地名的消失与转移

"厝"字地名是闽方言特有的普遍性地名,理论上,应该分布在整个闽方言区。但是,通过电子地图的搜索,在广东雷州半岛的雷州方言区却没有发现"厝"字地名,成为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从语音和意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结论是,雷州方言"厝"字与"宅"字音义相同,"厝"字地名被"宅"字地名所代替。     

四川得名的文化解读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四川"这一历史地名的渊源进行了文化解读,即"四川"作为文化地域称呼的来源、"四川"作为经济管理区域称呼的来源、"四川"作为四条江的简称的来源。文章认为,"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的得名,与四条江无关,而是同唐代将剑南道简称为"蜀川",宋代将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两川"有关。文章还对"巴蜀"的历史概念进行了文化解读。     

明代“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在明代文学中,"台阁体"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关于其具体的流行时间后人却莫衷一是,相关的说法有五种之多。以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为切入点,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台阁体"的具体特点等方面入手,对"台阁体"的流行时间作一重新检视,可以看到明代"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大致在永乐经仁宣而至正统前期,这一时间是与"三杨"的政治生命相终始的。随着"三杨"的逝去,政治生态的变迁,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台阁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自然就发生了变异。     

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周易》"文言传"取意新解——兼论上古先民的语体意识

《周易》"卦爻辞"与《周易·文言传》的得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根据《系辞传》所给的信息,"辞"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它乃是一种曲托假借、言近旨远、注重文饰的特殊语体。《文言传》将"卦爻辞"称为"文言"——文饰之言,并为它作传,足见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先民对"辞"的审美特质就已有明确的认识。     

“大荒山”新考与“灵石”的象征和隐喻

大荒山的考释,决定着对《红楼梦》最本质的把握和言说。传统红学出现了一个悖谬的小场景:书中的人名、地名皆有谐音、寓意,唯开篇的"大荒山无稽崖",历来以为"虚拟",意为"荒唐无稽"。当我们发现"大荒山"实指现今的长白山的时候,"灵石"的象征和隐喻便凸显出来。这无疑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作者立意、人物形象、艺术结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带来新的思考。     

释"牂牁"

"牂牁"为古地名,其地在今贵州省内.本文从字源学、文字考古学的形、音、义入手,旁据相关典籍,考辨了"牂牁"得名的源由.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与“不变”

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就应该结合大数据时代的新情况,在坚持指导思想、根本任务、根本目的、主要原则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教育素养、教育方法、主体结构的变化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是"不变"的实践智慧,"不变"是"变"的本质彰显,"变"与"不变"辩证统一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之中。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