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真正的启蒙何时到来?

“狼来了！”这是每个中国人在孩提时代都十分熟悉的民间故事。但大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它却成为中国各种媒体最喜欢用的标题。它表面看来纯是出于新闻炒作之需要，但它实际上却有着更为深远的象征意义。鲁迅早就说过：“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①所不同的只是，这种“狼来了”的惊呼，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频繁、尖锐和令人心魂不安。按照一般的说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狼来了”又何所惧哉？但问题在于，由于个体思想、情感和意志…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

儒家道统的哲学内涵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道统说虽由唐代韩愈提出 ,但道统意识却是儒家自孔子以来的一贯思想。通过对宋代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道统之争的详细剖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儒家道统意识对于儒学本身的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道统意识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 ,但也会影响儒学的健康发展。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重建中国学术传统之我见

中国学术以达道载道、造境传神为旨趣,它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叙事方式和问题意识,都不同于以求知为目的的西方理性主义学术传统。“道”是中国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思想和智慧的“流”构成所谓“道统”。晚清以来,前辈学者试图融通中西,重建中国学术传统,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个使命并未完成。今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并没有成熟的学术规范,学术传统成了制约中国学术繁荣的一个“瓶颈”问题。如何在回应时代问题过程中,整合中西学术的不同范式,重建中国学术传统,是当代学人不可逃避的责任。     

梁启超、侯外庐、萧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文学的转型

中国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一方面与“五四”前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这些变迁为文学观的转换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与文化思想界盛行的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有着更为直接的精神联系,它强调了人的自由与平等,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人文理想与审美旨趣。但我以为还有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原因,即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它加入到当时中国各种文化思想撞击、整合的漩流中,加速了近代“政治文学”观向现代“人的文学”观的转变。     

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之我见

中国史学从传统历史观到唯物史观的传入、普及和深入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而艰难的发展历程。但它毕竟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进步，获得了丰硕成果。进入21世纪，唯物史观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面临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挑战，但唯物史观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的学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类思想文化的积累，唯物史观也将得到丰富和发展。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论左翼文学运动的人文价值观

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本质意义就是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以工农大众的“集”体理念,全面取代了“五四”精英的“个性”意识;它以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彻底扫荡了“五四”文坛的悲凉格调,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前行。由“五四”新文学过渡到左翼革命文学,既是中国现代作家的自愿选择,也是他们思想追求的二次转型。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极化表现特征。     

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种转折决定了中国20世纪文论的基本样态与格局,使中国文学理论走上了“以西释中”、“以西套中”,甚至“以西代中”之路。这种状态几乎持续了近百年。然而,在这一个世纪之交(20世纪至21世纪),对“以西代中”的反思与检讨,则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似乎又在开启着另一个转折点,即在融会中西文论的过程中,以我为主地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这个转折已经初露端倪,它将何去何从,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中国思想研究的独特视角（等7则）

【中国思想研究的独特视角】萧延中在《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发表如题文章指出,张东荪先生是现代中国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就已提出,应当把“中国思想”当成一个特殊的思维类型看待。他认为应从“比较中、西不同的思想范畴”和“考察中国文化内在需要”两个角度,建构“中国思想”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凸现“中国思想”的特质。解读为:(一)在“知识差异”的比较中“发现”中国。中西思想体系之间的明显差异,在于划分范畴的标准有所不同,而其背后则隐藏着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不同的思想范畴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性…     

儒家"善"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欲望叙述--以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为分析对象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追求现代性的文学,虽然社会主流思潮对儒家文化持激烈的反叛态度,但并不能阻止后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渗透和进入。在对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三个典型个案的分析中,我们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借用儒家“善”的思想对欲望进行了再叙述,他们运用“中庸”来对“善”重新设置,同时还通过“良心”和“修身”的重新叙述来对“欲望”进行话语转移,从而达到影响中国人的欲望选择的目的。     

论“五四”思想启蒙的现实意义——兼谈对新权威主义的一点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文明的一次伟大跃进,它留给20世纪中国最大的思想成果无疑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民主和科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沉淀,在中国历七十年而不衰,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弘扬这一启蒙精神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启蒙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没有直接导致现代文明的出现。本文拟在探讨“五四”思想启蒙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础上,论述“五四”启蒙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两大基本内容。可以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要     

从王通看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认同及其德性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视角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么是统一的,要么是必将统一的。他的道统观主张基于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的“三教可一”,并通过谨慎著述、传道育人与文学、音乐艺术（诗、乐）创作,来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文化共同体意识（“道统”）,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超越性追求。在王通身上,也反映了古代教育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在“道统”传承上的结合。     

20世纪初中国农村包办择偶存在的原因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迁。但农村的择偶方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择偶方式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封闭的生活方式、传统的观念以及农村的教育状况。在上述情况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农村包办择偶的消除仍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 ,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不仅从文统、道统两个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 ,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论晚清儒家道统复兴思想

嘉道以降,国是日非。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学风支离、琐碎。值此,曾国藩、张之洞等接续、担当和重建儒家道统,以肃清异端邪说,强化儒学之正统地位,以振兴低靡之朝政、凋敝之民生,其功堪比韩愈。曾国藩道统论以仁、礼双重道观开局,启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多元道观之端绪;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其道统论之功用观,已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这开启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端绪,为“返本开新’说开荆辟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