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城乡妇女家庭状态之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家庭状态生命表分析技术,通过城乡妇女家庭状态的比较分析,从而揭示人口的婚姻、生育、死亡等要素的变动如何影响妇女的家庭状态:包括妇女的婚姻状态、生育孩次分布、存活子女数、妇女15岁以后一生中的家庭负荷等,以及这些要素变动所产生的“时期效应”对人口控制、社会经济发展等可能产生的反馈作用。     

湖南省妇女婚姻、生育、家庭状况研究——曾毅“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的应用

人口调查与人口普查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一般数据,但这些数据所提供的只是某一个时点的横断的信息,人们很难从这些数据中找出各人口要素变化对家庭状态变化的影响程度,而家庭规模与结构是过去多年来各种人口、社会、经济等要素影响的综合效应。对此,曾毅教授所建立的适于中国情况的“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正可以发挥作用。家庭状态生命表的基本原理与传统的生命表类似,用于估算一批人在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预期婚姻状态、胎次状态、存活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对幼年子女或未成年子女的抚育、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年数、以及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抚养负担的年数等,如果这批人遵     

家庭人口多状态发展方程及其应用

本文应用妇女生育胎次递进原理和家庭户标记概念,建立了家庭人口多状态发展方程组。方程分为连续型一阶偏微分方程组和离散型差分方程组,可以动态描述女性家庭人口状态的发展变化。方程所描述的家庭女性人口状态包括妇女的婚姻、生育胎次、存活子女数,以及家庭户标记状态等。应用此方程,在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对未来50年中国家庭人口状态的演变进行了预测分析。     

曾毅荣获1987年Dorothy Thomas学术奖的研究所果:家庭状态生命表分析方法已研制成分析软件(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如何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找出全国或某省、某地区、某县,当前早婚与多胎生育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在给定的生育、死亡水平下,人们一生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时间到底有多长?有多少老人处于无子女与丧偶状态?生育、死亡、婚姻等人口要素的变化如何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曾毅教授与王正联助理工程师研制的家庭状态生命表分析软件(中文版)作为人口分析的一种有效工具,可以帮助您寻找上述问趣的答案。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代际双向报告的K均值聚类分析

在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研究中,数据往往来自家庭中父母或子女一方的报告,然而仅凭借“一面之词”对代际关系进行测量真的准确吗?这一问题的背后透视出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双向报告视角的缺失。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及多层Logistic回归方法,探究当前中国老年人家庭中代际关系的双向报告状况、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老年父母的代际关系报告平均得分要略低于成年子女的报告平均得分,但两者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代际利益假说未获支持。其次,基于双向报告的聚类结果,可将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具体划分为结构维度上的“亲子一致型”、“亲近子疏型”、“亲疏子近型”模式与水平维度上的“亲子和睦型”、“亲子有隙型”、“亲子疏离型”模式。最后,从代际关系模式的影响因素来看,代际结构、老年父母特征及成年子女特征均会在结构维度与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而家庭特征仅在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简言之,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父母年龄越小、子女年龄越大,越可能形成评价一致的代际关系;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两代人的性别一致、父母年龄越小、父母获得子女支持以及在城镇家庭中,越可...     

子女性别与家庭储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我国性别比持续偏高,给家庭经济决策带来一系列影响。文章从子女性别差异的视角出发,考察子女性别如何影响家庭储蓄及资产选择行为。基于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男孩家庭储蓄率显著高于女孩家庭。替换关键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法等稳健性检验支持上述结论。异质性分析显示,子女性别对子女年龄处于16~25岁的家庭、东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及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子女性别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节俭效应”实现,男孩家庭倾向于减少享受型消费支出,同时有更强的动机购买多套住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子女性别的社会影响,并为中国家庭储蓄率差异提供了更丰富的微观经验证据。     

30年来美国婚姻家庭状况简析

50年代,在美国主要还是实行传统的婚姻方式。爱情与婚姻密切相连:结婚、生育、抚养子女和维系家庭被认为顺理成章;同居遭到舆论的谴责,结婚是达到与异性亲密相爱唯一体面的做法。当时的社会环境促使人们早婚、早育,出生率也比较高。1960年,美国20—24岁人口中,47％的男性人口和72％的女性人口已结婚;父母与子女(18岁以下)住在一起的家庭总户数中,单亲家庭户只占9％。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中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及变动趋势再研究

伴随我国生育水平降低,城镇地区独生子女家庭逐渐成为主流,面临较大的独生子女死亡风险。“七普”数据的公布为探究我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资料,基于“四普”至“七普”数据,汇总不同子女数量的妇女规模,利用年龄移算的方法测算得到2020年已经退出育龄期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结果显示,当前50岁及以上“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规模约为288.8万人,其中50—59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达到191.9万人,占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的66.4%;“六普”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与“七普”数据缺乏一致性,基于“六普”数据到“七普”数据的打靶预测结果表明,“七普”数据可能高估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生育进度的推迟,未来妇女独生子女死亡风险提高,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快速增长趋势将保持稳定。基于此,建议一方面加速构建生育支持体系,避免长期生育率低迷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多部门协调扩大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扶助资源。     

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

在扩展型家庭(Extended family)内部,成年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研究子女如何就照顾父母进行分工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扩展型家庭内部的决策机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由于每个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不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味着照料父母的责任应该主要由照料机会成本较低的子女来承担。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全国追访数据(CHARLS 2013),选择子女与父母见面的频率作为衡量照料责任的指标,本文对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进行实证检验。利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如果用子女及其配偶的收入衡量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则收入水平越低,该子女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因此,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体现了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照料父母的责任主要由照料的机会成本较低的成年子女来承担。从政策角度讲,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公共养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子女赡养父母的分工。由于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该政策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子女产生不同的间接影响,导致不同的福利分配效应。     

试论中国家庭户的数量和规模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婚姻关系是固定的一夫一妻关系;血缘关系则主要指父母和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等。中国还有“户”的概念。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主管人和与其共同居住一处的人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公共宿舍的人,共立一户成分别立户,在概念上称作集体户;而以婚姻和血缘及收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户,在概念上称作家庭户。可见,中同的户主要指以居住地为标志的群体,它与家庭在概念上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     

江苏农村夫妇与父母同住情况及分析

在研究婚姻、节育、生育及婴儿死亡情况时,可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婚育行为均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在择偶上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父母的文化程度影响着婚后妇女的节育知识及避孕措施的选择与使用,婚后与父母同住还影响着夫妇的生育子女数及婴儿死亡率。因此,有必要对夫妇与父母同住做一初步探讨。本文从夫妇是否与父母同住及持续时间出发,描述夫妇与父母同住的现状,并初步分析影响与父母同住的一些主要因素,以利于今后对家庭人口规模、生育水平等问题的预测与控制。     

我国1990年离婚率静态分析

<正> 一、引言婚姻是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15岁以上人口都处于某种婚姻状态下。我国的人口普查把婚姻状况分为四类:未婚、有配偶、丧偶和离婚,其中离婚是指配偶生存期间通过法律手段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婚后状况。离婚是形成独身人口和不完全核心家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直接涉及妇女生育、家庭结构和子女抚养教育等问题。离婚率是表示某一时期人口中离婚频率的指标,国际上通用的离婚率是一年中离婚对数与年平均人口数之比。我国的人口普查有关婚姻状况的调查都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     

家庭养老财务转移代际回报研究

针对财务转移回报动机与强度探究家庭养老的有效性。利用2011年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计算子女给予父母的财务转移,以子女的教育程度和父母赠与的婚嫁礼物衡量父母早期付出,在交换动机的前提下,探究代际转移"回报契约"的回报强度;并通过控制父母目前健康状况,探讨子女的回报是否存在利他因素。本文建立Tobit II型(ET2T)模型,使用海克曼(Heckman)两步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家庭养老的水平不高,父母月均收到200元,"回报契约"的强度不高、子女回报的利他因素较小,故从财务回报角度上,本文认为现今家庭养老的保障作用有限。另外,在财务转移概率和数量上,儿子均大于女儿;农村子女给予概率更大,但数量更少;子女数量的增加不会减少财务的给予概率和数量:也就是说家庭养老的水平与子女数量成正比。     

家庭结构与未成年子女的福利--中国式的综合分析框架探讨

文章借鉴并修正了西方解释父母离婚对孩子影响的相关理论,提出中国式的综合分析模型。该框架强调子女的学业成绩对其福利的重要影响,将“家庭结构”概念扩大到“亲属支持”,把“家庭冲突”拓展为“父母素质”,并引入“社会人文环境”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子女的学业成绩与其福利总水平具有最大的正相关,以学业成绩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的综合模型,是符合中国实际和有效的;离婚后同居监护人是否称职对子女福利的直接影响比离婚前的夫妻冲突更为显著;亲属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因家庭解体对子女福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

本文运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作的“未婚先孕及其结果选择”调查的数据,选用了被调查者母亲的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所处家庭的子女数,从14岁起是否同父母居住在一起以及是否同家人谈论性的问题等变量,用两因素的交叉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别检验了这些因素与被调查者性成熟——初次月经来潮年龄和未婚先孕结果选样——赶紧结婚或作人工流产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对其子女性生理发育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有时这种影响途径不是直接的。结果还告诫我们要重视生殖健康教育,克服社会进步和发展过程中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我国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家庭养老、父母健康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经济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利用CHNS数据,将同一家庭内部子女样本和父母（大于55岁）样本进行配对．探讨老年父母健康对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首先建立理论框架,其次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基础上,分析老年父母健康对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健康不良将导致子女劳动供给的减少,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但均不显著。同时在存在兄弟姐妹的情况下,其影响程度减小。     

澳大利亚离婚家庭子女经济支持政策及其影响

澳大利亚每年的离婚人口数量较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数量占到将近一半,每年有超过40000名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正在承受着家庭离散之苦。与情感方面相比,经济上的变故给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带来更大的冲击。根据对澳大利亚离婚家庭的家庭收入、房屋拥有率、租房费用、资产总量以及经济压力这几个指标进行对比和分析,发现离婚对澳大利亚家庭经济水平具有严重负面影响,是导致澳大利亚离婚家庭子女福利降低的根源。随着离婚家庭经济水平的降低,澳大利亚离婚家庭的儿童保育费用下降、儿童教育支出减少、子女发展受到明显抑制。为此,澳大利亚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了诸多政策措施,在改善离婚家庭子女福利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成效,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财产和抚养费分配的原则、优先考虑儿童最大利益、制定“儿童抚养计划”等。随着中国离婚程序的简化,中国离婚率已经从1984年的0.39%升至2018年的3.2%,超过了英、法、韩、日等国家。中国受离婚影响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也随之不断增长,他们正承受着离婚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澳大利亚对离婚家庭子女的支持政策值得我国借鉴,建议我国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确定抚养人,合理确定抚养费数额,加强抚养费执行与监管,这将有利于改善离婚家庭子女的生活,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