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与自由——伯克为美国革命之辩

英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中,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根本性原则.财产权是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延伸,是一切个人自由的基础和保障.爱德蒙·伯克在议会辩论中明确指出,美洲人民作为英国人后裔所进行的抗税活动,是在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因为纳税,作为让渡财产的一种方式,是臣民自由权的根本,是暴政与反暴政的焦点.英国历史上几次宪政的重大举措,均与课税、反课税的斗争有关.在这点上,美洲殖民者颇得其英国先祖的真传.国民性格和政治体制可谓互相塑造.     

自由帝国主义的监管人秩序观：以伯克和霍布森的亚非认识为例

艾德蒙·伯克与约翰·霍布森在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两者在对劳工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中,表达了自由主义传统中以“反帝国主义”面貌示人的帝国主义秩序观。这种秩序观反对帝国对海外领土进行直接统治,更强调“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监管,并通过商业活动“促进”后者的“发展”。这种自由帝国主义秩序观与种族主义密切关联。此外,在19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的种族不平等观也衍生出了使阶级不平等合理化的内容。同时,种族观也从一种精英阶层的帝国理由,转向逐渐与帝国中心的白人工人阶级发生联系。这一进程与自由帝国主义者推动的“自由劳工”全球流动密切相关。     

财产权、经济自由决策权与村级民主--对村级民主发生学的学理分析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形成了家庭这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市场主体.农民拥有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决策权产生和形成了农村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村级民主正是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伍德罗·威尔逊的自由学说

伍德罗·威尔逊的理论思考和政治实践都集中在把自由精神重新纳入到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当中,把自由原则确立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强调真理作为政治价值的主导地位,摒弃功利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建立以自由为中心的政治哲学,是伍德罗·威尔逊思考和回应民主政治危机的一种尝试,他突出自由教育在个体生命和共同体生命当中的基础性地位,认为民主乃是一种生活方式。     

马克思自由论体系中的政治自由思想

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论是从哲学层面对人与对象世界多重规定的综合反映,是认识论自由、价值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内在统一。而政治自由则是社会自由在人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具体化。全面地揭示政治自由的内涵,准确把握和积极创造政治自由生长与发展的条件,对于促进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经济活动的自由与财产权

尊重和保障经济活动的自由与财产权 ,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当前 ,需要联系宪法原理和改革开放的实际 ,把这两项基本人权联系起来理解 ,解决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与革命的非物质财产法

知识财产法律化带来了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 ,这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下 ,非物质财富成为社会的重要财产类型 ,非物质财产的法律制度依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革之中。本文试图叙述从知识产权到无形财产权的法理基础、权利形态及立法体例 ,旨在为新财产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安排提供若干有益的思想资料。     

和谐社会与公共舆论自由独立精神之辩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调适与共生,在平衡中促进社会有机体的稳步发展。它要求全社会公共舆论的争鸣与对话,而不是一种声音。公共舆论的适度自由与相对独立的精神品格,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现阶段发挥公共舆论的引导、监督、批判、警示的功能极为重要。     

刑法与自由简论

在当今社会,如何处理好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处理好刑法与自由的关系,是众所关注的问题.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联合国颁布了很多保障人权的国际条约.在我国,无论是作为最高法律象征的宪法还是其他基本的法律,对公民所享有的自由都给予了充分的规定.在刑法意义上,对于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具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我国刑法对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经济自由、人身自由、公民婚姻自由、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及对违反该种自由的惩治.     

财产权、自由与人格权--对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财产权、自由和人格权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自由可分为政治国家上的自由与市民社会的自由,但无论是哪种自由,财产权都是其存在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自由是人格的核心内容.人格权中的很多具体人格权,实际就是以自由为内容的.一般人格权其实就是自由权在民法上的扩张.就人格权的实质和发展历史来看,人格就是人的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的核心要素是自由.一个重要的推论是,财产与人格是通过自由这一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民法是关于自由的法,是自治的法.考察一下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我们将会发现,将人法与财产法置于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民法典的制定,应当考虑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法典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民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关系,以及对民事习惯的调查与整理等.     

霍集斯案与清朝统治回部初期的伯克政治

清朝统治回部初期,在各城回众之中,仍残留着视阿奇木伯克为“主”乃至自守一方的旧有观念,霍集斯拒纳朝廷贡赋及额敏和卓父子、鄂对等军功伯克争夺阿奇木之位即由此产生。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廷运用灵活的政治手段,先是将霍集斯等回部望族迁往京城,后又对回部政治传统中阿奇木与属众的“主—仆”名分予以限制,提出“中外一家,惟知共主”,“皇帝之外,再无诺颜”的统治观念,废除伯克世袭,进而根除了地方割据势力,抑制了分离倾向,使中央军政力量得以深入回部各地。     

私人利益与表达自由著作权法立法价值之辩

由于权利客体的特殊性,著作权法的立法价值一直摇摆于激励经济收益与促进表达自由之间,针对信息产权化的弊端,著作权法被认为应该包含更高位阶的法律价值。然而,这种立法价值混搭,导致了著作权权利体系的混乱。因此,著作权法应回归到激励机制的模型下,而多元化的立法价值,应由针对不同调整对象,处于不同效力位阶的法律分别承担,只在著作权法追求的经济价值与主张表达自由的法律出现冲突时,再按照权利的位阶考虑对著作权的限制。     

自由与正义之辩——读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

“无知之幕”与“反思的平衡”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 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以修正功利主义对“钝于禀赋”的忽视;而他再提出“反思的平衡”,不但是为了回应直觉主义的混乱,也意欲为自己的公平理论可能招致的驳难进行辩护。     

自由优于平等:孟德斯鸠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现代性论题,这一论题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获得了真正的理论意义。孟德斯鸠在对不同政体类型的比较中确认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差异。根据自由较之平等更具“现代意义”,他提出了自由高于平等这一基本的政治价值论主张。为了保护自由,他设定了制约权力的规则。从孟德斯鸠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沿着一条从追求民主政治到寻求社会主义的轨迹发展。     

政治革命与社会自由:民国政治学持存的社会政治空间

从某种程度说,1930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并于1932年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此种研究状态的持存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空间。首先,社会自由促发民主革命的政治革命逻辑使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宣称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其次,教授治校和出版言论自由,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政治民主空间;最后,流动迁徙自由与相对优厚的教员薪俸,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社会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     

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

对自由与必然的认识是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的哲学依据。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既不能归结为消极自由 ,也不能归结为积极自由 ,他为我们提供一种认识自由的全新模式 ,对于这种自由的认识 ,应同马克思对民主、平等、法治的认识相系 ,只有这样 ,才能对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基于美国经济史的考察

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交替演进,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其绩效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导致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分野,国家干预主义开始形成。罗斯福新政是美国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的历史起点;60-8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面对经济滞胀二者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再限于表面,二者的融合正在深化。第三条道路是很好的说明。     

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张佛泉自由观念之转变

张佛泉的自由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自由观到消极自由观的转变.1930年代,身处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中,张佛泉批评古典自由主义所持的消极自由观即个人自由是“免于他人干涉的领域”,会加深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因而他援引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观,力图调和二者的关系.但他很快就注意到积极自由观可能导致的“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实”的危险,转而主张消极自由观,并与新儒家发生了激烈论争.     

自由至上主义与自由平等主义之比较

加拿大著名哲学教授威尔.金里卡(Will.Kymlicka)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对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倾向——自由至上主义与自由平等主义,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和深刻的分析。本文尝试把这二者的核心价值观念置于一文之中进行对比与分析,试图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二者各自的利弊与长短,从而得出自己的评价和结论。     

“独立性”与“优先性”——诺齐克与罗尔斯的自由之辩

"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才能被限制",这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一句名言。但是,自由如何被限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被限制,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其一,自由只能被自然概率所限制,这本身不能叫做限制,因而,自由是独立的;其二,自由只能因社会合作体系的平等需要而被限制,但是,必须保证自由前提下的平等,因而,自由处于优先地位。这就是诺齐克(RobertNozick)的自由主义与罗尔斯(JohnRawls)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差别,前者追求自由的独立性,后者追求自由的优先性。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自由与平等"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