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著《县志编修探微》即将出版

当前,地方志书编修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为适应方志编修工作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刘光禄与江苏李明、杨向东、陈有清等同志合著了《县志编修探微》。此书将古代方志理论和当前修志实践的经验融为一体,以简明、生动的笔调,介绍了县志编修的全盘工作,切实可行的编纂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是一部资料比较翔实的普及性学术论著,对目前从事地方志编修的同志及有关理论研究工作者和热心方志事业     

修志新议

我国有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着手编修社会主义的新志。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好事。各地同志为了推进修志事业的开展,已发表很多文章,对如何编好社会主义的新志,多方进行了理论阐述。我也不揣浅陋,通过著文和讲课,作过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一九八三年四月,全国地方志规划会议在河南洛阳召开。会议期间,我遵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约,向河南省的修志同志作了一次有关方志学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共讲了五个问题,为了同过去已发表的见解区别开来,定名为《修志新议》。这次,《河北学刊》命我将这个报告加以修改,定稿成文,正式公开发表,请同志们和同行们指教。 新志和旧志问题 各地在编修社会主义新志时,大都不可避免地,要去查考、阅读和运用过去的旧志,并经常问到:现在所修的新志和过去的旧志有些什么相同的     

要充分发挥地方综合年鉴收集保存地方志资料的作用

《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可见，地方志书的本质特征是“资料性文献”，资料是地方志书的基础，它决定着地方志书的质量优劣甚至志书能否编成的问题，同时，就修志实践来看，也是编纂志书的难点所在。目前修志模式有两种，一是组织社会各部门各单位提供专志稿件，而后由专业修志部门编修成书；     

关于编写地方志的几个问题

关于编写地方志的几个问题王希良现在，各地都在加紧编写、修改地方志。在修志过程中，必然会碰到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从总结经验人手，谈几点看法。首先是明确修旨宗旨和目的。胡乔木同志在谈到编修地方志的工作时，曾经讲过这么一些话，他说...     

发扬民族传统 编好甘肃地方新志

中共甘肃省委二月决定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关系到两个文明建设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动员和团结一切有志于修志事业的同志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把修志工作做好。一、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传统有人认为:最古的历史书,其实就是方志。早在周代已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当时诸候国的历史。据《孟子》、《庄子》、《墨子》等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看到了“百二十国宝书”,这些列国宝书,或者叫“百国宝书”,就是地方史书,也就是地方志。《孟子·     

从台湾地方志编修看国家主权行使 --纪念台湾建省120周年

缟修地方志是国家实现主权管辖的重要标志.台湾建置以来修志活动尤为频繁,康乾年间仅<台湾府志>就编修了6部,其首尾相隔不过80多年,这在修志史上堪称奇迹,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澎湖志书的编纂上.台湾地区历代地方志的编修,正好可以证明中央王朝对该地区实施永久而持续的行政管辖权力的过程.     

论编修地方志与发展旅游事业

地方志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编修地方志又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研究地方志如何为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 ,尤其是为西部开发服务 ,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职责。本文首先把地方志定位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宝库 ,从而探讨方志在资源普查、景点开发、景区规划、旅游决策、旅游读物编写、导游、旅游史研究等方面对我国旅游事业进步的贡献 ,并从反作用角度研究了发展旅游对地方志编修的促进作用     

修志续议

去年四月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向全国史学工作者提出编写地方志的任务,认为对这个工作“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十月间,有关单位在天津召开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议,制定并公布了一个《关于编纂新县志的初步方案》的讨论稿,这大大鼓舞并推动了各地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兴趣和勇气,使地方史志的研究和编纂新方志的工作都出现了新气象。 在目前情况下,对编纂新方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类的问题还要继续研究,在某些地区甚至还要大声疾呼,但从全国范围看,当务之急,应该是把怎样编纂地方志这一     

方志源流与县志编纂

方志源流与县志编纂□任建云一、中国地方志的源流与浩繁的志书远在先秦，中国即有地方志出现，如《郑志》、晋《乘》、楚《杌》、鲁《春秋》等，自汉以降，地方志编修逐渐发展。魏晋南北朝多为地记。三国时有魏阮籍的《宜阳记》，蜀僧仁显的《华阳记》，吴顾启期的《娄...     

集众手之精华 创企业之名鉴

编写专业年鉴同编修地方志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公益性文化基础事业，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在资政、存史、教化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的今天，做好企业年鉴编纂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几点看法

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如果从战国时期的《禹贡》算起,到现在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二千多年的历史中,编修地方志的传统代代相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的地方志达九千余种。此外,国外还大量收藏了我国的地方志。如日本收藏中国的地方志有2847种,美国仅国会东方部收藏中国地方志有2939种,如果把其它几处收藏量加在一起(其中有些相同的版本),与我国现存地方志数量可等量齐观。地方志源远如此流长,种类这样繁多,这不仅在中国是件值得骄傲庆幸的事,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伴随而来的必然有它一套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研究,又推动着这门学科向前发展。在地方志二千多年的演变发展进程中,同样,方志理论的研究与方志的发展相伴随。宋末元初之际,地方志开始定型并稳步地向前发展。在此之前,对于方志理论的探讨,除有的文人学者在个别史论文章和当时编修的志书“序”“跋”,以及有的方志目录学家、辑佚家的考坪中做些涉及之外,几乎没有开展。明、清以后,编修地方志日趋发展,盛况空前。特别是清代,成了编修地方志的鼎盛时代。方志理论研究随之被人们所重视。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首开方志学研究之端。他提出方志要“去华求实”,“经世致用”。他利用地方志资料撰著的《天下郡     

关于年鉴内容创新的思考

年鉴是由政府主持编修的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年度事物运动和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资料工具书。年鉴是编纂地方志书的必要准备和重要的资料来源,其有效信息的含量直接关系到读者诸多方面的检索需要,决定了它的实用性和权威性。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以其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年鉴创新的的困难与对策

一、关于年鉴的管理体制问题 不论综合性或专业性年鉴都是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主办。以地方综合性年鉴为例,主办为各级政府,多由地方志办公室或档案局负责编纂出版。据江苏省地方志学会调查全省34种市、县(市、区)年鉴,由各级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出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召开2008年史志鉴视屏工作会议

4月9日,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2008年史志鉴工作视屏会议在总部召开。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袁柏松出席会议并作题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努力开创集团公司史志鉴编纂工作新局面》的讲话。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兴俊、副主任王相钦,年鉴工委副秘书长朱诠、苏伯华,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铁鹏、北京市地方志学会秘书长罗保平,中国电力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刘广峰及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会议。周兴俊常务副主任、王铁鹏主任和刘广峰副社长兼总编,分别对集团公司史志鉴工作作了业务指导性讲话。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兼研究室主任谭烈飞教授,就专业志的编修工作作了专题业务培训辅导。     

编修地方志应该注意的问题——兼对《中国现代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批评

作者结合多年的修志实践,对当前方志界存在的浮躁、趋时两大流行病进行了论述。并与《中国现代方志学》一书若干观点提出商榷:编修地方志不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吗?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文献、《中国现代方志学》称谓质疑、《中国现代方志学》政治理论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六字功能”说过时了吗?地方志不是“昨日黄花”吗?地方志能成为“文化产业”吗?编修地方志要在继承的基础上科学创新。     

苏州市方志办关于一九八二年工作情况和一九八三年的工作意见

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一九八二年我市编修地方志的工作,经过广泛地宣传发动,已在全市陆续展开。截至年底为止,在有修志任务的七十二个区、局、公司和直属单位中,绝大多数都已建立组织或确定专人开始着手修志工作。目前,从市区到郊区,从区、局到基层,一个修志热潮正在兴起。我市修志的全面发动是从一九八二年五月份开始的。五月三日市委就地方志编修问题发布了苏发〔1982〕41号文件;接着又在五月、八月先后两次召开有区、局领导干部参加的修志工作会议,进行了动员和布署。由于各级领导同志对修志的重要性、必要性和     

组织力量积极开展编纂地方史志的工作

编纂地方史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情,而是一件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情。在一九八○年四月全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胡乔木同志曾经指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近两年来,已有许多省市开展了这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去年在太原召开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以后,我省也积极筹备这项工作。现在正准备成立全省地方史志的编纂委员会,准备召开全省地方史志的编纂工作会议,     

编纂地方志刍议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我国历来所修纂的方志之多,内容之丰富,实为世界所罕见。地方志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份和基础之一,为我国的自然、社会及人文保存了极其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被认为地方性的百科全书,既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也可以为物质文明提供某些依据。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重视继承这个传统,曾多次予以倡导。毛主席就曾经倡议过编修地方志。周恩来同志曾经指     

徽州家谱编修特点与价值研究——以《馆田李氏宗谱》为例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文献资料,有较系统的编纂理论与方法。在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过程中,编修者十分注重家谱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具体表现在重视家谱体例继承与发展、重视家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功能。《馆田李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上述特点,袭用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该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乡村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