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山西票号资本与利润总量之估计

《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刊载了刘建生教授的《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文章是该项研究的续篇,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估算了票号业的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使山西票号的主要指标和数据趋于完善,也为从宏观和数量的角度探讨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以及票号与银行、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奠定了基础。     

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

外国洋行、银行与钱庄的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由相对独立、各行其是,到三足鼎立、彼此倚重的阶段.到19世纪末,形成了以外国银行为中心、钱庄和洋行为附庸的局面.在三者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买办以其自身先天的双重性,充当了三者间渗透与融合的媒介.而中国钱庄也通过与外国洋行、银行的拆放关系,不仅在经营业务和手段上日趋近代化,同时也与外国资本形成了依赖共生的关系,这使得钱庄在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强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削弱了原有的封建因素,并由此加速了自身的近代化进程.     

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

钱庄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钱庄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旧式金融机构,它在货币兑换、调剂头寸、助于商业方面起到过历史作用。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力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封建的钱庄,其性质也象中国社会一样逐渐畸形化。它既保持着与中小商业的密切联系,也带有越来越浓重的买办性。它与封建势力有瓜葛,但也越来越注意投资于近代民族工商业。但,就其基本特性来看,近代钱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还是其代表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汉口钱庄亦如此。尽管出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过分夸大汉口钱庄的金融势力和作用,近代汉口钱庄一直是与外国银行、国内银行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实,这种“一直”足不存在的。(但是,近代汉口钱庄确实有过象本世纪头二十年那     

《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截面:宁波钱庄》简介

宁波大学学者陈铨亚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该著以宁波钱庄为研究本位,在近代金融史的宏观框架下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切的追究,因而包含了一些独创性的学术成果,不仅仅作为第一部关于宁波钱庄的专门著作,其中许多学术观点提升了对本土金融的研究高度。首先,提出钱庄与票号     

晚清本土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互动性分析

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金融行业钱庄同外国资本主义在华金融机构外商银行在特定时代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碰撞,必然地形成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常常表现为合作、依附、竞争、冲突。本土钱庄与外商银行的互动关系,正是中西经济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和案例。     

上海钱庄的弊端及其资本主义化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封建金融机构钱庄弊端百出：外受外国银行控制，时常发生倒帐风潮；内存较大消极落后性，多行风险经营和投机经营，已不能满足上海经济现代化对金融机构的较高要求。20世纪初，钱庄面对新式银行的激烈竞争，开始向资本主义金融机构方向转化：逐渐与近代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融合；引进近代汇划制度。但钱庄的转化步伐缓慢，在南京国民政府金融控制政策下，逐渐衰落，沦为国家银行的附庸。     

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山西票号:中国最早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机构

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都是中国早期的异地汇兑现象,但它们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且均由政府经营,所以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清初的“会票”,流通范围也非常有限。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组织,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突破了地域的局限,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机构本身来说,首先,它开创了异地汇兑的先河,使我国的货币清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其次,它创立了人身顶股制和联号制,其中,联号制是山西票号存在的基础,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而人身顶股制合理调节劳资关系,也是我国利益分配制度上的一大进步。第三,它将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形成了存汇结合和放汇结合的特有形式,有利于资金的高效运用。从机构的外部来说,山西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中与清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清末帝国主义银行、新式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夺走了山西票号的大半业务及其票号本身存在的封建性、保守性等缺点,因而在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走上了衰亡之路。     

论国民政府对交通银行的改组缘起和角色定位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交通银行是继大清户部银行之后的第二家官办银行,它的创设有着复杂的背景,从最初清政府特许的商业银行,到一个兼有国家银行、商业银行性质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早期对实业的发展就做出了一定贡献。当时中国旧式的金融业如票号已经开始走向衰落,钱庄也日渐式微,不能满足中国实业发展的需要,急需一个新式的专业银行来调剂市面。但由于对交通银行的定位不明确,长期以来,交行在业务经营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未能尽全力于发展实业,显然有悖于开办银行的初衷。国民政府觊觎交通银行在金融界的实力和影响,在1928年和1935年对其进行了两次改组,将其定位于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并成为国民政府“四行二局”金融体系的主要成员。交通银行后虽沦为官僚金融资本的垄断工具,但其专业化的形成,有利于近代实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近代汉口钱庄性质的转变

汉口是旧中国华中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而“素称各业之冠”的钱庄则为汉口旧式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以清末(公元1908年)为例,汉口有钱庄121家,而同期票号只有32家,官银号只有2家.鸦片战争以前,汉口钱庄是封建性的金融机构,它是适应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起初,它的业务仅有服务于商业的“兑换”一项,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四种主要业务:兑换、存放款、汇兑及发行“钱票”和“庄票”.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旧式金融机构当然不能超然度外,汉口钱庄也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在性质上发生了两种变化.第一种变化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不断扩大所引起的汉口钱庄的买办性;第二种变化是十九世纪末期汉口的钱庄向民族资本主义的转化.当然,这两种变化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一鸦片战争后,汉口由鸦片战争前的华中土货总汇中心一变而为侵略者在华中掠夺原料、倾销洋货的集散地,商业资本卷入国际     

《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简介

正宁波大学商学院吕建锁教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该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最终研究成果。全书22.5万字,分五章。浙商与晋商素有"金融界执牛耳者""东方犹太人"之美誉。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本土金融制度     

论山西票号的习惯法体系

采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对山西票号习惯法进行体系化和整体化的研究,有利于山西票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晋商习惯的基础上,山西票号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法以及习惯法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票号的行业习惯法和行会习惯法。但是,这一体系是不完整的。票号习惯法体系的不完整性阻碍了票号更大规模的联合——组建银行。而票号未能组建银行,是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变革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1897—1937年的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

在旧上海金融界，钱庄代表传统力量，而银行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传统与现代之间本应是矛盾的、水火不容的，可在旧上海金融界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兴起曾经得到过钱庄业在人才和资本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银行业站稳脚跟以后，双方关系日趋紧张、矛盾不断尖锐，但彼此仍有不少合作。而三十年代钱庄业的衰落的原因其实并不完全是银行业的飞速发展，主要应该是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政策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代表传统的上海钱庄业在送了银行业一程后，终于走向了没落。     

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

近代中国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反映了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各种参与者相互博弈及认同的结果.当通过学习、模仿、实验所做出的边际调整或能够得到大量利润、或仍出现大范围持续亏损时,往往伴随既定金融组织的解体和金融创新的实现,金融组织以渐变方式向前演进.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不仅体现为现代银行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对票号、钱庄、典当等“旧式”金融机构的替代,也存在一个由通商大埠向广大内地的扩散过程,存在一个“由上到下”即由国家、省级层面向县级及其以下基层的渗透过程.各种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动态调整,既有相互融合、互补的一面,又有相互竞争、替代的趋势.近代时期的金融资源分布也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表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的特征,而这种二元性的金融结构也是与近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     

转型抑或收缩：山西票号对辛亥革命的因应

山西票号不完全是辛亥革命的"承受体",对革命的因应是透视其兴衰轨迹的关键。作为革命策源地,汉口票帮在武昌起义前已面临严重的市场风险和经营考验。市场环境方面,汉口的金融恐慌仍在延续,而票号的业务重心已从汇兑转向存放款,这意味着稍有不慎,卷入了钱庄业务链条的票号即面临放款无法收回的窘境。经营状况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票号数量总体上呈动态减少的趋势,经营业绩更是直线下降。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深陷动荡,在汉票号通过与山西总号的互动,着力解决票据账簿的保存、业务的收缩和调整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等问题。然而,由于革命的突发性强,外加长程通信导致的信息滞后,总号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分号实际拥有了自主处理本埠号务的权限。在这一过程中,票商面对严重的社会失范,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诉求根源于其因应政治革命时的不利地位,即分号被迫收撤或迁址,金融运转被强行中断,造成大量坏账、呆账,尤其是当票商欲通过各方力量防止挤兑风潮和倒账危机的举措收效甚微时,其与新政府之间的信任隔阂也随之扩大。票商的因应机制充分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导致票号的根本衰亡,由政权鼎革所加剧的自身经营压力和动荡政局重塑了票号此后的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年票商拒绝金融转型的态度以及"缩小主义"的经营策略。在转型与收缩之间,票商理性而审慎地选择了后者,所谓错过合组银行的"历史机遇"不过是后来者对历史发展情境的理想预设。     

晚清山西票号在开封的发展

山西票号是晚清时期中国本土的民间重要金融力量，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功能、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对它联络全国金融的具体作用论述不够，对它之于内陆地区经济的重要影响更是鲜有提及。文章通过分析山西票号在开封的发展历程，反映其在联络内陆地区金融方面的重要作用。     

票号身股的数量分析

山西票号曾一度汇通天下,纵横捭阖,在中国近代金融领域独领风骚近百年,究其原因,则在票号内部的用人之法。文章对票号独特的用人机制即身股制度进行数量分析,并运用经济学的激励机制原理,将身股制与其他几种激励机制进行比较。     

山西票号与近代社会信用

山西票号是银行,但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银行,而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或封建社会末期的早期银行;换言之,山西票号应是封建社会末期高利贷性质的早期银行.票号所提供的存、贷、汇、兑等业务应属于银行信用.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与其他社会信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它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山西票号人才培养模式探微

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没落于辛亥革命之后,历经百年,曾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山西票号在取得辉煌成就的100年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金融人才。而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与其在人才的引进、选拔、培养和使用方面,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