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心理小说初探

1 近年来,一些鲁迅研究者已经发现了鲁迅小说同外国现代派文学和弗洛伊 德学说之间的某些联系,把鲁迅小说某些篇章,视为“意识流小说”,或把鲁 迅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同外国心理小说的心理分析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不少见解颇有新意,这是鲁迅小说研究中的新进展。但这些研究,一是没有从总体上进行综合性分析概括,因而未能把这些小说做为一个文学整体来认识;二是没有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把鲁迅心理小说放到中国现代心理小说流派中去考察,因而未能在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中加以认识。因此,对鲁迅心理小说的整体把握有失准确与全面,没有恰当地认识鲁…     

现代新型的人民文学——俄苏汉学家论中国解放区文学

俄苏汉学家善于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学观将中国解放区文学置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中国新文学的大系统中进行总体考察和宏观把握.他们认为,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家发扬光大了鲁迅战斗的优良传统,深刻理解和把握民族文学遗产和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在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充满现代内容的新型的人民文学.新生活、新人物、新思维是其重要特征.     

中国新兴版画的母亲

正鲁迅对中国文艺的影响,除了文学,最大的莫过于版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不遗余力地推介外国优秀版画作品,支持中国新兴版画创作,在左翼美术运动中树立起一面威风凛凛的旗帜,以艺术的精神鼓舞人心,医治国人的心灵。对鲁迅与中国新兴版画的关系,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形容:鲁迅先生是中国新兴版画的母亲。大力倡导版画,中国古已有之,但所谓新兴版画,特指借鉴于西方美术的现代版画。     

吸收、转化与扩张——莫言《檀香刑》与鲁迅创作的互文性研究

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是受鲁迅影响比较大的作家。在莫言的作品中往往可以看到鲁迅文学的影子。莫言的《檀香刑》与鲁迅创作具有非常深刻的互文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檀香刑》是对鲁迅文学的吸收、转化和扩张。《檀香刑》的酷刑叙述是其突出的特征,鲁迅创作之中也有酷刑叙述。“看客”是鲁迅创造的,莫言也写了“看客”,同时也将刽子手赵甲作为主要人物。《檀香刑》的视角转换是对《狂人日记》视角转换的发展或复杂化。     

《邱园记事》在伍尔夫小说创作中的艺术价值

伍尔夫的小说《邱园记事》是伍尔夫小说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作品 ,既有传统小说的影子 ,又运用了“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在这部小说中伍尔夫初次实践了她的现代小说的创作理念 ,并对以后她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与民间歌谣、谚语

出于对"立人"的期待,鲁迅认识到歌谣对塑造儿童心灵和反映民众生存处境的作用,很早就重视歌谣、谚语的收集整理.创作中广泛运用歌谣、谚语来分析社会现状,讽刺社会黑暗和弊政,揭示国民思想状况,鞭挞国民劣根性;文体上也增强了战斗力,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鲁迅通过分析歌谣,让人们认识到民众所具有的高超的讽刺艺术,并运用歌谣的流传和语体的自然生存形态,来探寻中国文学言文不一的原因.鲁迅对歌谣的认识和运用启示人们：民间文学永远是文人创作的一块营养丰厚的宽广土地,尤其在中国文学转型、五四新文学建设过程中.歌谣、谚语对建设生动活泼的"国语的文学"起着重要作用,成为新文学语言建设的重要资源.     

杂文——鲁迅拓展的文学新天地

(一) 鲁迅的杂文创作,成就巨大,战绩辉煌,古今中外,无人可与伦比。他不仅自己树起杂文丰碑,垂范后世,而且带领一批革命作家披荆斩棘,开辟了广阔的杂文天地,为文学拓展了新领域。这不是说,杂文是鲁迅的新发明。在我国,杂文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自己就高度评价了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小品文。到明末,尽管小品文走上了吟风弄月的歧途,鲁迅也还是肯定了其中积极的一面。杂文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特产,外国早有文艺性的随笔与小说、诗歌等并存,而随笔也正是杂文的一种。可是无论中国或外国,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似乎都还没有承认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鲁迅说:“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叫作tsa-wen(杂文)的东西。”因此,甚至当时进步文学界内部也有人责怪鲁迅专写杂文而不多搞创作,言外之意,写杂文不算创作。     

川端康成创作的艺术特色

近年来,现代派文学受到我国文学界的注意和研究,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出版和评论逐渐增多.不久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山东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日本现代派文学——"新感觉派"代表人物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中译本;武汉《外国文学研究》开展了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我们认为,加强现代派文学作品和作家的介绍,将有利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工作.川端康成是日本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在创作上,他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传统,吸收了西方文学流派的创作手法、特别是英国作家J.乔依斯的"意识流"手法,并运用于创作实践,在一些作品中表现了颓废思想和没落感情.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川端康成小说的艺术特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他的创作思想.     

试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文化起因及现代主题

一伊阿努斯文化古罗马神话中有—个双面神伊阿努斯,他以前后的两副面孔。终结了过去而又启示了未来,成为划分两段漫长时限的界标。所以,当我们在谈论伊阿努斯精神的时候,我们就站在了历史的分界限上,乔伊斯作为“标志着人类意识新阶段的伟大诗人”,他宣告了19世纪末日的到来和20世纪欧洲意识流小说文学的诞生,从而成为欧洲现代文学史上划分两个时代的里程碑和艺术中的“伊阿努斯之神”。乔伊斯植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土壤,早年深受易卜生和契诃夫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后来经过刻意开拓创新,汲取了当时的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的思想成果,在英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基础上,完成了他由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创作风格的过渡。他通过《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这样一个创作系列形成了由写实小说家向意识流小说家转变的创作轨迹。并以辉煌的创作成就和登峰造极的意义,划分和联系了英国传统文学和意识流文学这两个创作时代。正如庞德和艾略特认为的那样,《尤利西斯》是《荒     

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的意义、局限与进阶路向

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对世界华人文学发展、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形象传播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都具有积极影响。其所体现的现代跨文化意义、身份皈依感的诗性审美探索,以及基于超验性体验的中国文化传播,使其成为世界华文创作的一支劲旅。但作为一种"他者"语境的流散写作,美国华人的新移民创作也存在早期作品写作主题单一"、淘金者文学"功利心态的文学表达"、非母语"写作中"中国想象"的记忆落差与本土生活的隔膜等局限。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些新移民作家需要直面自己的创作局限,在全球化时代选择好进阶路向,迈过"两栖文化"门槛,将民族文化语境难题消弭在跨文化创作的历史进程中。     

一样孤苦 两种诉说——契诃夫《苦恼》与鲁迅《祝福》之比较

契诃夫和鲁迅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伟大作家。比较两位作家的两部短篇小说《苦恼》与《祝福》可以发现,他们在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都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为创作题材,以小见大,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都采用了冷静而客观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简练、独特的短篇小说写作技法,堪称短篇小说大师。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两者在揭露、抨击社会的深度、广度、社会价值等方面又独具特色,各有千秋。比较他们的异同,可以从中找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论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

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在接受中生成的"鲁迅文化"与"茅盾文化",在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当代多元文化动态发展的视野里,应以理性态度来把握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从论争话语、人格特征、人生形态及文学影响等方面切实理解其当代性的"存在",而文学大师的当代性亦即意味着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     

试析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之异同

人类的物质进步 ,总离不开精神进步这一重要层面 ,更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个人、民族 ,乃至整个人类的清醒、自觉的批判 ,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便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而鲁迅冲破了东西文化的隔膜 ,体现出更广泛意义上的超越和丰富     

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

鲁迅先生为了实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拨,认定吴承恩做《西游记》的作者,从而在客观上否定了《西游记》的文化载体意义和社会认识价值。此后,由于作者的限制,《西游记》的文化研究始终不能有所深入。为了真正探索《西游记》的文化意义,我们就不能不对鲁迅先生的《西游记》作者研究进行一番反思和考证。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试论卢仝的艳冶之作

中唐诗人卢仝,是韩孟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诗在险怪朴拙之外,另有一类妩媚艳冶之作。因卢仝为诗,喜用寓托手法,故此类作品被人目为或有所寄寓之作。其寓托之意或可分为三种：一、寓托一种家齐国谐的社会理想;二、寓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生命意识;三、寓托政治上不得见用的失意惆怅。     

问题意识与超越中西——关于中国现当代哲学与中国论述的断想

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一直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当前中国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历史实践中,哲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如何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也即打通中、西、马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哲学基源问题的深入探索。只有在哲学基源问题的层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能从根本上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意识,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论述,提高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阿吉：阿Q家族在新世纪的新成员——兼与阿Q形象比较

阿吉是贾平凹的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其性格特征与鲁迅笔下的阿Q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一个阿Q式的人物.贾平凹创造这个人物时,正是想把他作为一个新世纪的阿Q来刻画的.但是,阿吉毕竟与阿Q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这体现了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等思考的侧重点不同.另外,在形象刻画方法上,两位作家也有他们的同与异.     

启蒙话语交锋与“民族形式”文艺论争的实际内涵——以胡风的质疑为视角

20世纪40年代前后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涉及了如何利用旧形式、评价“五四”新文学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胡风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分析，既批评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观点，也与其他左翼作家的意见不同，实际上是坚持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胡风的质疑和被批判，显示了“民族形式”运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纠缠的实际内涵，同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被改造命运的开始。     

试论当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文学接受

文学接受受文艺思潮影响甚大。当代,由于文艺政策的不同,引起创作和理论发生转换,由此导致近半个世纪的文学接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景象即从接受动机来看,现实主义接受是当代文学接受的主潮;从期待视野来看,当代文学接受主潮的主题意蕴由宏大走向私人化;从文化传播来看,当代文学接受呈现出由封闭、一元、被动到开放、多元、主动。正是接受与创作主体的互动关系,推动着文学不断向前,从而使当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更加契合时代精神的、更加符合文学和人的内涵的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