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从日常工作到甲午心态：《张蓉镜日记》中的晚清教谕

张蓉镜是晚清阜城县教谕,他留下历时八年的日记,独具价值。本文以《张蓉镜日记》与其他史料对读互释,揭示晚清基层教育的丰富实态及濒于湮没的部分史实：教官训课敷衍、祭祀传统保存较好而宣讲时断时续、义学纳入官学体系、旌表节孝“事由学校”;张蓉镜的甲午心态,从早期见喜不见忧的乐观偏盲,到后期因为倭“要挟已甚”的愤慨拒和,都颇具代表性,生动折射时代情绪。     

从《退想斋日记》管窥晚清北方绅士的生活

关于中国绅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而审视北方绅士生活空间的则很少。文章以晚清山西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依据,探讨其日常生活空间和关注的视野。作为一名乡村绅士,他的生活空间主要在其所在县域周围,但是面对社会变革,他关心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     

《救荒简易书》所见之农业技术减灾措施

《救荒简易书》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救荒类农书,全书吸收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和西方相关科技知识,以河南地区为中心介绍了多种实用农业技术减灾措施:引进推广多种外来新作物品种,挖掘本土救荒作物的价值,对种植这些作物的轮作倒茬技术也有提及;从盐碱地、虫草地改良与有机肥的施用三方面记载了改良土地以抗御灾害的方法;井水取用上则涉及凿井取水、旺水和净化技术。该书可谓中国古代救荒类农书的集大成者与创新典范。     

晚清学人的《后汉书》阅读史——基于时人日记的考察

晚清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世变时变并没有降低近代学人对史学经典《后汉书》的阅读兴趣.阅读《后汉书》的读者群体较广泛,既有儒官、学养深厚的学者,也有一般的知识阶层.他们阅读目的各异,但都在阅读中呈现出他们对《后汉书》的反应和思考.更有一些人以研究的眼光阅读《后汉书》,晚清史评家对《后汉书》的阅读与批评,接续前人历史评论、史学评论的优长之处,对《后汉书》所叙述的东汉历史及其《后汉书》自身的体例、笔法、结构、叙述技巧、编纂思想等,皆在通读文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敢于纠谬补偏,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学人日记中呈现的阅读实态和史学批评话语,展现了这一时期《后汉书》接受和批评的独特风采.     

从《韬养斋日记》看徐世昌与逊清皇室

1912至1924年间,徐世昌同时兼具清室遗臣和民国政要的双重身份。在近13年时间里,徐世昌不断接受来自清室的赏赐,积极参与清室的各项重大活动,尽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在自身出处问题上,无论是出任国务卿还是大总统,均一再征求清室的意见。这反映了其既想入仕民国又不愿冒犯清室的复杂心理。《韬养斋日记》为考察1912年后徐世昌与清室关系的发展脉络,探究其在此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提供了宝贵史料。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学术播迁及其影响——以王闿运和皮锡瑞为始末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地域间学术播迁以王闿运主讲四川成都尊经书院为开端.以其学生廖平为中心形成了今文经学蜀学派.康有为受廖平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其公羊学思想体系,并以此授徒,形成了今文经学粤学派.康有为的思想又通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同时,皮锡瑞上承王闿运今文经学,并通过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和廖平的公羊学影响,又通过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促使江西学风的转变.这使他不仅成为湖南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成为清末以湖南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术播迁反映了咸同以来士绅势力发展的新动向,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再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一文的异议

本文主要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实是以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唐世说新语》为底本并更改其书名而成,也探讨了《唐世说新语》与其以前的《大唐新语》的关系,从而阐明今本《大唐新语》与唐代以来至明代前期所流传的《大唐新语》———也即《大唐新语》旧本———并非一书。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探索

通过对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考察,就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进行了若干思考。认为艾尔曼将通常研究今文经学的重点由"康梁"转为"庄刘",把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给我们开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     

清末重庆新式学堂述论

清朝末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庆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也肇端于这一历史时期,其标志即为新式学堂在重庆的创办和发展。重庆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小学、中学、半日学堂等类型,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创办方式一是设立新学堂,二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重庆各区县积极筹措经费,加强选用和考核教师,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式学堂。所以,虽然重庆新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后来居上,短短10余年时间,重庆的新式学堂就初具规模。新式学堂的兴办,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促进了重庆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使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凌诺斯基的追寻和迷思——由《严格词义上的日记》谈起

虽然马凌诺斯基身后出版的《严格词义上的日记》曾在人类学史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但它仍然是一份有专业价值的文献。以这部曰记为切入点和主要分析文本,结合社会与个人的相关背景,我们发现,马氏致力于追求自身人格和文化描述的统一性,却最终陷入人格统一与理论整合的双重困境中。究其原因,在于马氏将个人日记当成对田野的逃避以及自我规范的手段,并从根本上将它与学术对立起来,从而错失了联结个人主观性和“科学”参与观察的良机。     

浅谈清末新政时期军国民教育的体育思想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于1901—1911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个方面,始称“清末新政”,它的实施开启了中国走向初步现代化之路,这些改革措施也涉及到了体育领域。本文通过考察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军国民教育的体育思想,认为它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国民体育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的状况。     

廖平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的学术道路及其变因的研究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另外,关于廖平和康有为经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朗,但真正解决仍需时日.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主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廖平的经学思想,我们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