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

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陈尚胜不少学者认为，东亚地区形成共同的文化单元，或者说，东亚地区汉文化圈的形成，是在七、八世纪之交，也就是在中国的唐代。不过，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情况看，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唐日文化交流，而对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却未能予以深人地探讨...     

契丹、新罗与唐朝关系之比较研究

契丹是“北狄”之一,新罗是“东夷”之一,两者虽没有直接交往,但都与唐朝关系密切.比较研究一下契丹、新罗与唐朝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唐朝民族关系史及唐朝对外关系史都有重要意义.     

论七世纪中后期唐朝与新罗关系演变及对东北亚政局的影响

唐朝与新罗联合灭亡百济、高句丽后,两国合作基础亦不复存在,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与新罗最终爆发战争。由于唐朝受西北吐蕃炽盛局势的影响,不得不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以后新罗以统一国家面貌出现,七世纪中后期的东北亚政局从此进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试以唐诗概述会昌年后唐朝与新罗的友好关系

唐朝与新罗国一直存在友好关系，而正史对新罗的记载止于会昌年以前．《新唐书》说：新罗国在“会昌以后朝贡不复至．”会昌年以后，两国关系如何？本文在没有正史材料为据的局限下，采用足够的唐诗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回答：会昌年以后唐朝与新罗仍互派使节，新罗贵族子弟仍仕于唐朝，新罗仍有来唐朝的留学生，有的留学生还参加了科举考试，新罗有不少僧侣到唐朝习佛取经，有的还留居于中国的名山大刹．这些足可以说明，两国仍存在友好关系。     

唐代新罗留学生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唐朝以高度发展的文化吸引着四周的国家和地区，外国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被派遣前来学习，努力吸收盛唐文化。派遣留学生学问僧最多的国家是新罗，他们学成回国后，在经济、刑律、教育、文化、宗教、建筑、历法、军事几乎所有部门工作，都能发挥自己的学术和技术特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对推动新罗文化的发展和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代中国与亚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极为繁荣的时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长征的今天,研究唐代中国与亚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很有意义的.唐朝与亚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盛况空前的.这种交流的盛况,首先表现在唐朝政府与亚州各国政府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政府间的交往,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对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唐朝政府与亚州各国政府之间的交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使臣的往来和留学生的派遣.     

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

"朝贡体系"论是当今海外学术界诠释古代中国对于东亚贸易体系所起关键作用的一种理论。东亚贸易体系最初形成,滥觞于安史之乱后淄青镇节度使的经济利益驱动,由于他握有唐朝对新罗和渤海国交往的涉外权利,以登州港为中心,地跨唐朝与新罗、渤海两国间的走私贸易开始出现;在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被平定后,张保皋所主导的登州与新罗、日本间的海运贸易也渐成规模;五代十国以及宋元以后,随着以市舶司制度为核心的"互市体制"的确立,东亚海运贸易网络也不断发展。从历史的长时段观察,"朝贡体系"论既不能作为东亚贸易体系之表征,也不能说明前近代东亚贸易体系的形成机制。     

唐罗海上丝路与新罗佛僧海路求法

唐代中国佛教最为兴盛,呈现出空前的繁盛局面。同时造船技术发达,航线繁多。同时,唐朝实行文化开放政策,众多的新罗留学僧泛海入唐求法。唐罗的佛教文化交流,带动了新罗社会、佛教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以及东亚佛教发展、东亚共同的文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新罗、日本遣唐留学比较研究

派遣留学生赴唐学习是新罗、日本汲取中国唐文化的重要方式.由两国留学生派遣及留学生在唐学习情况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对唐文化的汲取各有特色:新罗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行为,而日本则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新罗的实践性强,而日本的针对性明显;新罗慕化更深,而日本的汲取成效更为显著.之所以如此,其背后有着自然地理条件、国家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对漆器制作技艺的传播

漆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漆器距今已有7000多年。中国古代的漆器制作积极而广泛地影响到周边国家漆器技艺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在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日本仰慕唐朝的文化,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中日文化的交流也达到了高峰,唐朝对日本社会生活及文化艺术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其中漆器的制作技艺也随着丰富的文化交流也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漆艺的产生与发展有深刻影响,本文主要就唐代漆器制作技艺对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进行论述。     

中古朝鲜诗人崔致远汉诗艺术成就

古代朝鲜一度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局面。7世纪中叶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大部，形成新罗最盛时期，向9世纪则渐衰，至935年即为王建高丽所取代。新罗时期与唐王朝联系密切，入唐留学生甚众，其中崔致远汉诗写作取得重要成就，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有极高地位。     

怛逻斯之战及其影响探析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对比，对该战役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及影响作有益的探讨。怛逻斯之战并没有改变中亚当时的政治格局，其影响也主要表现在唐朝的先进工艺，尤其是中国的造纸术传播到中亚，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和唐与大食的文化交流。     

崔致远非“宾贡科进士”辨

崔致远是晚唐时来自友邦新罗的一位诗人,在中国唐朝生活、仕宦长达十六年之久.他以宾贡(异域贡士)身份荣登唐朝科第,并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刀笔为吏四年.首先阐释了宾贡的涵义,然后用翔实的论据证实崔致远不是"宾贡科进士".籍此对历来说法不一的崔致远的进士及第方式作一考证式的探究.     

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唐与新罗的关系在唐朝对外关系中地位突出,然迄今尚未见专文论述。本文拟作些探讨,以求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 §1 唐王朝处理与新罗关系的政治策略 1.1 由持平到扶植新罗抑攘高丽和百济 隋唐时期,高丽、百济、新罗,在今朝鲜半岛鼎足相对。其中新罗一向同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往来,接受汉民族文化较早,号称“君子之国”。李渊建唐伊始,为创造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冀求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能“永敦邻好,各保疆场”(《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並倾心于唐,便在此三国间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治策略。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分别册封高丽王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

阿倍仲麻吕是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留学生,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王维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与官僚。从有关的诗文可以考察到其两人交往的史实与友谊。阿倍仲麻吕与王维的交往是其与唐代文人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和证明,反映了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多种形式及其意义。     

佛教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传播足迹考

公元4世纪,佛教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此时,正值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之际。虽然三个国家都接受了佛教,并把它看成求福护国的工具,但由于三者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而使得佛教在传入三国的时间上,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     

《天地瑞祥志》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探讨

残存于日本的中古时期重要的汉文典籍《天地瑞祥志》,根据中、韩、日学者的初步研究,再加以深入的检讨,可以确定为新罗人所纂集.它的编纂宗旨与内容特色,反映出新罗对汉至唐“知识—思想”系统的接受情况.《天地瑞祥志》提供了朝鲜半岛统一时代之前新罗文化水平的新证据,促使我们对新罗文化史、新—唐文化交流史必须予以重新审视.     

沧海虽然阔诗情接扶桑——中日关系与交流在唐诗中的反映

在日本遣唐使与中国唐朝的交往活动中,诗歌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唐朝诗人与日本友人之间对中日交往活动的歌咏,还是唐朝诗人与日本友人之间的赠答酬唱,亦或是唐诗中对日本文化的歌咏,都说明唐代诗歌在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唐代中日关系中唐诗是沟通双方情感的心灵桥梁,在推动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中唐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对外贸易的法律调整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封建王朝,也是当时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中心。其调整对外贸易的法律规范,发展了封建经济,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为宋元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尼泊尔·不丹·锡金三国史略

在我国西藏南部的自然屏障“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那边,有三个独立的国家,它们是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尽管高耸云霄的雪山冰峰把我国西藏和这三个国家隔离开来,但不畏天险的山居人民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从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中世纪时,吐蕃王国的松赞干布曾经先后迎娶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这两位公主对吐蕃王国吸取佛教文化和唐朝与尼泊尔的文明,起了很大的作用,研究藏族历史时不能不提到这两位古代文明的使者。另一方面,在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中,尼泊尔也起过很好的桥梁作用,唐朝及其前后时代的中国佛教徒大部分虽然是从中亚细亚封西天印度“取经求法”,但西藏佛教徒则总是先在尼泊尔学习,然后再前往印度深造。在近代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史上,凡有关两国经济、商务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大部分是以西藏地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