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机制分析 ——基于天津市X区L街道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对网格化管理存在的"泛行政化""服务供给有限性""社区治理主体协调困境"等局限的全面超越,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从天津市X区L街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在纵向组织的构建上,实现了行政—党建复合网络架构和治理资源整合;在横向机制上,通过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交流机制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动员与组织参与。该个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区网络化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把社区网络化治理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系统环境中,不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政府应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并实现社区善治的框架内,致力于寻求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点;要充分重视社区精英在社会合作和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精英吸纳工作。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新时代下,基层社会面临的矛盾、风险和隐患越来越复杂。本文通过全面剖析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网格治理、维稳管控等典型业务场景存在的难题,创新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并针对矛盾纠纷化解等典型业务场景提出应对策略,助力提升基层治理的速度、精度、温度。     

嵌入式治理:中国模式“韧性”的机制来源

本文首先从政治制度和政策过程视角概述了中国模式的"韧性"来源。通过概述可以发现,在政治制度和政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对的社会群体是存在区别的。在政治制度层面,政党采取积极吸纳精英的策略。在政策过程层面,政党面对的社会群体则相对分散和多样,政党往往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本文构建嵌入式治理概念,综合了政党在这两个层面的社会应对机制。除了阐述利益同构和差异响应这两个嵌入式治理的核心策略外,我们还同时讨论了嵌入式治理应对社会诉求的两个具体机制。     

以妥协方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正以妥协的方式来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纠纷,是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亦即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的必需,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利益共同体各方进行有效合作的必需。在中国现阶段,以妥协的方式能够有效化解或缓解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纠纷。改革开放以来,妥协方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与妥协相关的制度安排或准制度安排初步形成,逐渐为民众广泛认同,并开始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妥协基本构成要件之一的社会组织获得了迅     

广东2012年全面排查“问题村”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群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处理,常常会演化成群体事件。在1月4日的广东省委全会分组讨论中,来自基层政府的官员代表纷纷表示,对于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是不重视,而是太棘手,缺乏解决的机制。汕头市潮南区区委书记陈武南把潮南区基层群众的问题摆上了"台面":     

转变工会职能与促进和谐劳动关系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发挥工会在高等学校劳动人事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建立健全非对抗的方式方法有效化解各种争议、纠纷,进而形成建立在公开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     

在抗击重大疫情中提升地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一次实战检验。面对重大疫情,地方领导干部在协调处理重大疫情突发性与地方治理资源有限性、疫情发展瞬变性与地方决策相对滞后性、疫情处置难控性与民众需求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时,尤其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避免增加基层不必要负担的原则,提升依法治理、贯彻执行、社会回应和组织动员能力,进而将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工作实效。     

“不作为不担当”专项治理失灵的反思与矫治思路

目前学界对专项治理的研究虽然关注了其社会效用和负面影响,但对专项治理失灵现象的研究较少。2017年某直辖市T市H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不作为不担当"专项治理的过程中显现出新式推诿扯皮现象。微观层面上业务科室的权责和上下级机构的衔接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三定方案"相对稳定与科室职能的变化之间存在矛盾、科层式组织的常规运作节奏遭遇运动式治理的冲击和打断等因素共同造成了专项治理失灵。要突破这一治理失灵的困境,需要同步完善或出台配套制度、完善专项治理的组织结构以提高与科层组织的匹配度、整合信息和资源以缓解运动式治理对常规工作的干扰和冲击、重视容错纠错机制的安排和施用等。     

“互联网+基层治理”：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整体性治理

碎片化是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体系碎片化、利益诉求碎片化、空间结构碎片化。浙江省绍兴市杨汛桥镇"4+X"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互联网+大桃"模式有效证明了数字化手段与整体性治理的耦合性。基层政府应借鉴和学习相关经验,疏通多向互动整合渠道,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构弥合互补网络关系,树立服务导向治理观念,实现权力、利益与空间的整合。     

官民共治:抗战时期延安治安治理模式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政权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在延安充分动员民众进行治安治理。延安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下的官民共治。政府治安组织、群众团体以及广大民众中的积极分子都是治安治理的主体,且各自有着明确的权责关系。延安治安治理模式的成功对当今的启示是: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推进多元治理;弥补制度缺陷,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进官民互信。     

多治理主体价值和利益冲突的整合思路

随着单位治理能力提升,参与治理的主体愈发丰富和多元,而不同主体间的价值诉求和根本利益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极易引发对立和冲突。单位治理主体多元化出现利益诉求表达差异化、决策参与主体多样化、决策协商周期延长化等实践特征。科学化解多治理主体间的价值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价值认同是达成治理愿景的思想基础,利益一致是调动主体参与的根本动力,利益整合是推进治理实施的重要保障。针对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对立,应善于运用大局视野评估各方利益诉求,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以全面监控利益冲突,多措并举科学化解利益冲突。     

“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     

预防群体性事件与完善基层政治合法性基础探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多发,究其原因或者发生的内在机理,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利益分化以及利益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制度和规则的变化,也要求相应的利益组织的出现,即基层组织体系的离异化以及有效渠道的建立,但基层政府的行政观念和思想以及工作方式和方法等都按照既有的惯性前行,没有在制度、组织、渠道、方式和方法等方面来回应这些利益分化所产生的利益诉求,就必然导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总之,基层政治合法性逐渐流失,造成群众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加上制度化程度较低,群众参与的扩大必然会以非常规的方式反映和凸显出来。在此过程中,专家和学者们提出的"生存伦理"、"理性算计"、"为权利而斗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公共治理的行为逻辑与策略选择

通过对公共治理困境进行系统分析梳理,认为元治理作为对治理理论的反思,其理论优势对于政府改善社会治理具有启发意义。基于元治理的内涵,剖析了公共治理下政府的行为逻辑,即政府应承担远景规划、组织引领、冲突处理的责任。研究发现,在元治理的视角下,政府提升治理能力需要加强内部治理,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扶持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强化它们的责任意识;平衡利益需求,有效应对治理失灵;构建治理主体互动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维稳机制变革:一种整体性治理的策略

<正>一、治理失灵:传统地方政府维稳的主要困境我国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维稳机制和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基层的稳定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渐趋深入,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条块分割、碎片化的维稳机制面对经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增加等现实问题,日益凸显其自身的不适应性,频现治理失灵,致使一系列维稳异化的问题在基层涌现。如"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使维稳与     

“央强地弱”: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研究

作为衡量民众政治参与状况的重要指标,农民政治信任度关乎国家治理绩效。政治信任具有层级性差异,即农民政治信任度与政府层级呈正相关关系。社会转型期,"央强地弱"信任级差归因于利益分化、央地资源掌握程度、压力型体制及政治社会化等因素,并影响地方政策执行、社会稳定、社会信任及国家治理能力。为此,从基层治理能力、普遍信任、央地财权事权划分、惠农政策与基层反腐、利益表达机制等路径解决农民政治信任层级差异问题迫在眉睫。     

关于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探讨分析

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管理体制下的一种衍生的组织结构形式,有效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补足政府功能缺失所造成的公共服务的不足。在社区建设中,若只关注经济的发展或是利益的取得,而忽视弱势群体与特殊群体的需求与诉求,势必会阻碍社区的发展,非营利组织恰好平衡了这类矛盾,对社区建设起到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非营利组织的功能性、必要性分析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及参与社区服务重要性。     

党治基层: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基层治理中体现为党治基层,这是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近年,通过区域化党建、派驻"第一书记"、开放式党建、智慧党建及"三有一化"等党治基层创新行动,党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同时也导致边界不清、行动困难、高成本运行等问题。对此,需要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引领,以政党自身的"治理转向"为途径,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利益化背景下的领导干部决策

<正>一、现阶段民众利益诉求的特点及领导干部决策要求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和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开始越来越在乎自身的利益诉求,出现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众对利益的渴求日益激烈。在社会消费化、物质化的大背景下,民众的体面生活需要依靠物质利益     

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均衡

当前,社会治理的利益冲突呈现出新特点:利益冲突场域关系交织,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非对抗性冲突占主导。如果多元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应有的辨识,不能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机制,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互相尊重,围绕利益冲突与利益均衡无法形成价值层面的共识,利益冲突就无法避免。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均衡,应当从科学辨识多方利益诉求、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机制、增强主体边界意识以及引导主体在价值层面达成共识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