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我国新型信息网络犯罪立法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是网络服务商民事侵权连带责任的上升化、刑事化;设置“责令改正”行政前置程序,是考虑平衡互联网技术创新保护与网络安全维护而限制刑法处罚范围,因而具有合理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是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未遂犯的既遂犯化;不应将“违法犯罪”限缩解释为“犯罪”;利用“伪基站”发布诈骗信息,因未必已经着手实行了诈骗犯罪,故简单根据发布诈骗信息的数量认定成立诈骗罪未遂的实践做法是错误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帮助犯的正犯化或者帮助行为的实行行为化;成立该罪,以被帮助对象着手实行了信息网络犯罪为前提,但不要求达到罪量程度;该罪并非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提供互联网接入等技术支持与帮助,也未必就是中立帮助行为。     

帮助行为正犯化视野下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而为对信息网络犯罪提供信息网络技术帮助的行为配置了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开启了信息网络犯罪之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进程。成立该罪,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客观上要求情节严重。由于信息网络服务行为具有中立性特征,从而使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中立帮助行为、帮助行为与帮助犯不是同一概念,中立帮助行为入罪条件的设定应采取限制处罚说。帮助行为的相对正犯化不仅要考察相关联的正犯行为,也要考察帮助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当帮助行为被承认为正犯时,才按刑法分则的规定单独定罪判刑,否则仍然作为正犯的帮助行为,按《刑法》总则有关从犯的规定进行处罚。     

论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化

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并非中立帮助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以刑事立法的形式予以正犯化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犯罪;对于相关行为刑事责任的认定应从主客观两个层面进行考虑。主观上,应当明确界定条文中"明知"的含义以及"明知"的内容;客观上,应当从客观归责的角度出发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第四方支付洗钱的定罪困境与逻辑重构

【目的/意义】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类案不同判等问题，需要对其定罪逻辑进行重新梳理。【设计/方法】通过对44起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践中缺乏推定行为人与上游犯罪存在意思联络的标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扩张适用，以及想象竞合等罪数形态被忽略，上述因素导致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的罪名认定参差不齐。【结论/发现】第四方支付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应当分流程分阶段判断。首先从实质上分析行为人与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关系，区分平台参与者与管理者；其次再判断平台管理者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对不构成共同正犯或狭义共犯的管理者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两罪名分别讨论，最后判断平台建立过程中是否构成其他罪名，讨论数罪并罚等罪数问题。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口袋化"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所以独立成罪,是因为旨在有效抑制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而将具有类型性地侵害法益抽象危险性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配置独立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以摆脱对下游犯罪成罪与否（如罪量）及刑罚轻重的依赖。但立法定位不准、行为类型认定混乱、界限竞合处理随意及中立帮助行为认定不清,造成该罪的“口袋化”。实际上,争论该罪是“帮助行为正犯化”还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并无实际意义;该罪也并非所谓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企图从是否存在“通谋”“充分的意思联络”、是否专门为他人“量身定制”、是否情节严重等方面区分该罪与诈骗等罪的共犯,有违共犯原理、责任主义及罪刑均衡原则,而不可取。只要客观上与他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主观上对此存在认识,而且行为本身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原则上都不能否认诈骗等罪共犯的成立。     

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规范构造与规制路径——以平台责任为切入点

网络社会的勃兴在拓展行动场域之余,也深刻变革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规范构造。现实社会的知识产权犯罪呈现以内容方为核心的单一规范构造;而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则呈现内容方与渠道方(网络平台)双核心的复合规范构造。现行以“通知—删除”规则、侵犯知识产权类罪名为支柱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实践中效用有限：前者不当压缩平台责任;后者无视平台责任。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为追究平台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责任提供制度可能,却也面临义务范围不明确、适用范围窄等问题。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制应以平台为切入点：其一,平台责任的有无与大小应采行为标准而非身份标准;其二,应在侵害知识产权类罪名增设“平台共犯条款”;其三,引入红旗规则扩大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张力。     

竞合形态下“掩隐罪”与“帮信罪”适用辨析

考察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可发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传统犯罪之间界分、处断的司法适用现状较为混乱，这一现象在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产生竞合时体现尤甚。应当明确两罪名之间为想象竞合关系，而非法条竞合关系。当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出租、出售银行卡，实施转移资金等行为，主观上对于上游的犯罪活动以及转移支付的资金性质呈明知态度时，同时触犯两罪名，此时应当以“择一重”为原则论处，即根据具体案情选择适用宣告刑较重的罪名。     

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处罚边界

划定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形态和刑事责任边界,应当转变一刀切、等同化的认知模式,采取类型化、个别化的处置模式.依据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积极性、主动性程度,可以将其帮助犯罪的行为划分为对犯罪行为的单纯不作为帮助、对犯罪行为经责令改正后仍不作为帮助、对犯罪行为的作为帮助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澄清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形态与具体边界.虽然,在刑事责任形态上,网络直播平台单纯不作为帮助行为应当承担所帮助犯罪的共犯责任;经责令改正后仍不作为的帮助行为,应当承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正犯责任;网络直播平台作为帮助行为,原则上应当承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责任,例外的应承担所帮助犯罪的共犯责任.但是,在刑事责任追究上,如果网络直播平台的单纯不作为帮助行为成立中性业务行为的,经责令改正后仍不作为帮助行为在正常运营上缺乏义务履行可能性或者在技术上缺乏结果回避可能性的,以及作为帮助行为符合不追诉条件的,应当阻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刑法处罚.     

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理性探求

《刑法》第17条第2款对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规定有若干含义不明之处,应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合法、合理地探求其应有的含义.该条款规定的八种犯罪应该理解为是指具体的罪名.在这八种犯罪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应该包括其他罪名的犯罪中包含或隐含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犯罪;"强奸罪"应该包括刑法分则其他条文中规定的"强奸"或"奸淫"行为;"抢劫罪"应当包括三种转化型的抢劫罪;"贩卖毒品罪"不包括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投毒罪"应当包括修正后的投放危险物质罪.不能将这法定的八种犯罪限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该条款可以增设一些其他严重的犯罪.     

侵犯商业秘密罪疑难问题研究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新刑法增设的罪名。如何理解该罪的构成要件,是近年来很有争议的问题。文章首先研究了该罪的犯罪对象。从刑法的角度看,特定的商业秘密只能部分地具有新颖性;新颖性需要权利人证明;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经营信息丧失新颖性的机会增加。权利人必须采取具体、合理的措施,才能要求相对人保守商业秘密。其次,全面分析了侵犯商业秘密的四种实行行为。最后,作者讨论了损害结果对定罪的决定性影响。     

行为方式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分析了人的行为方式即自利行为、互惠行为、强互惠行为和利他行为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不同的行为方式要适合不同的环境,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市场环境中,如果信息是对称的、行为不具有外部性,那么自利行为是帕累托最优的;如果这2个条件不满足,那么互惠行为应当得到鼓励;在企业、政府等组织中,强互惠行为有利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在社会交往中,鼓励利他行为,有助于营造和谐、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     

行为理论之比较研究——兼论人格行为论的合理性

对于行为与构成要件的关系,存在着"构成要件论"与"行为论"的争议,前者主张在构成要件阶段评价行为,而后者要为行为本身单独构建一个阶层,由于行为概念本身具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机能,为实现这些机能,应当采取"行为论"的观点。对于行为概念,仅在大陆法系中就存在因果行为论、社会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和人格行为论等学说上的聚讼,其中,人格行为论由于结合了存在论和规范论两方面的考虑,因而在实现行为概念的各项机能方面显得较为妥当。同时,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由于缺乏专门的行为概念研究,而造成了体系上主客观的失衡和评价对象的缺失,因此,应该借鉴人格行为论的观点在犯罪构成之前确认行为的存在。     

当前社会利他行为研究的意义及其三层次表现

文章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需要角度 ,阐述研究利他行为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 ,着重提出利他行为的三个层次及其在当前的几种表现 ,目的在于根据不同层次特点进行分层引导。     

学术导师领导力的结构与测量

依据领导力的普遍概念,提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学术导师领导力概念和结构,并进一步编制(ASLS).181份有效试测问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学术导师领导力的结构由授权、关怀、发展、激励四个维度构成.677份有效正式测量问卷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内部一致性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证实,(ASL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善的积极行为价值说

在考察既有善恶观的前提下,建构善的积极行为价值说和恶的消极行为价值说。导致善的行为是善行;导致恶的行为是恶行。善行与恶行具有六个相辅相成的特点:现时形态上的同一性与多样性,历时形态上的稳定性与变异性,动机与效果关系上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发生上的渐进性与突发性,来源上的习得性与创造性,相互关系上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

经济法学界对行为理论的天空一直是比较薄弱的,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文基于经济法界有关行为理论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专门的“调制行为”概念,探讨了调制行为的地位和构成要件,着重分析了调制行为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以及与经济法职能的内在联系、效力等问题,从而揭示其对于解决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价值。     

自我控制行为研究概述

该文简要介绍和总结了国外关于自我控制行为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方面的研究成果 ,文中还简要总结和概括了不同形式的自我控制行为需要运用的自我控制技巧 ,最后对国外有关自我控制行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如何开展有关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看法。     

一类二阶非线性微分方程的振动性与渐近性

主要研究了二阶非线性微分方程(a(t)(x(′t))σ)′ p(x(t))x(′t) q(t)f(x(g(t)))=0,t≥t0的振动性与渐进性,其中σ为一个偶数与奇数的正商,得到了方程振动与渐进的充分条件,所得结果推广了文献中的相应结论。     

董事会结构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董事会结构是企业的微观制度,董事会行为包括了战略行为与控制行为。以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董事会结构对董事会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董事会专业性、总经理/董事两职合一、激励性、国际化程度分别与董事会战略行为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独立性、专业性、激励性分别与董事会控制行为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董事会结构是董事会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董事会行为是董事会结构有效作用的外在表现形式。     

有效领导行为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国有企业领导为研究对象,以有效领导行为为研究内容,采用组织绩效、员工的情感承诺和持续承诺为效标,考察领导行为的有效性。研究得出8种主要的领导行为,并根据各效标对领导行为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环境背景下,中国的有效领导行为表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