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共同体刍议

人们共同体,学术界亦称之为“民族共同体”。这个专门术语最早始用于50年代初,即1953年在翻译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时)将“”译成“人们共同体”。后来,约70年代开始,在苏联民族理论界又出现了“”一词,“”一词是“民族的”意思,“”是“共同体”或“共同性”的意思,两者联用译成     

中国民族研究的识异与求同

中国古代文献关于不同民族的记载,其由来非常古远.以近代学科形态出现.则1902年梁任公《新史学》、1906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已越来越明确民族史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民族学自19世纪中叶在欧美形成学科,1903年,林纾、魏易即将德国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t)的民族学由英译本译成中文,书名《人种学》,交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中国正式使用民族学的名称从1926年蔡子民先生发表《说民族学》到现在也有70年.当前,在中国大陆,将研究民族问题诸学科,统称为民族研究,已成为一个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民族问题理论、民族经济等诸多学科的学术部门.     

台湾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读了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发表于《自立晚报》的《总是听到老调》,深感惊讶、失望和遗憾! 叶先生针对1992年《台湾文学选刊》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在尚未读到《台湾文学史》(上卷)的情况下。就把“使用汉文去创作的台湾文学铁定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正确论断讥为“老调”,并以“双重性质民族结构”,否定台湾同胞具有“中国意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过去,叶先生并非这样看问题。在《台湾文学的悲情·<台湾文学史>的展望》(1990年1月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叶先生说:“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民族血统,一个传统     

中国民族学学会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延边召开

中国民族学学会于1991年7月5日至9日,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召开学科建设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与会学者围绕如何搞好民族学学科建设这一中心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任务。民族学界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主张“大民族学”(或称“广义民族学”),认为凡有关民族方面的研究都属于民族学,有的同志主张“小民族学” (或称“狭义民族学”)。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认为,在国家尚未正式将民族学列为一级学科之前,要把民族学研究领域扩大到“广义民族学”的范围,是不会被某些同志接受的。为此,建议此次会议不必讨论大小民族学问题,而暂时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提出的研究范围,来讨论民族学体系。     

翰海是何之名

翰海就是现在的杭爱,是蒙古的山名。古代汉文《史记》中汉字音译写作翰海,后来又写成瀚海了。这座山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的一座大山,山当然依然如旧,耸立在蒙古高原上,但是由于汉文音译为“翰海”之后,给人产生了一种错觉,竟将大山之名,认为是大海之名了,甚至认为是大漠之名了。下面就将这种课余的情况略作考察,以正事实。 翰海这个词,初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又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再见于     

民族学

民族学是研究民族或民族共同体的一门社会科学。“民族学”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EθNOΣ(族、民族)和(FPAΦEIN(描述),直译为“民族的记述”。民族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各国等同于民族志(Ethnogra-Phie,包括民俗学Volkskunde),在苏联、蒙古等国称为民族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士、奥地利叫民族学(EthnoIogie),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AntroPoIogγ),美国叫做“文化人类学”(CuIturae AnthroPoIogy)。     

壮族先民是“正常的儿童”——瓯骆文化类型及其历史地位比较研究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有不少研究民族学的专家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把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分别归于“早熟的儿童”、“粗野的儿童”、“正常的儿童”三种类型之中,     

木汗可汗南征吐谷浑——《突厥语词典》史诗考实之一

《突厥语词典》维文译本第一册第403—404页,载有一首诗,我根据诗的大意把它译成了汉文:“为了击败唐古特的军队,在严寒的深夜发起突袭;他们将马匹和妇女献出,忧心忡忡地把头低。”诗中所说的“唐古特”(Tangut),即指古代西北民族之一的党项羌。党项羌的部族极多,主要有宕羌和白兰羌两种。宕羌居住在临洮以西、柴达木盆地、四川西北部,白     

难能可贵——《民族学探索》浅评

<正> 青海民族学院欧潮泉副教授的《民族学探索》是一本26万字的研究文集,198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民族学院陈永龄教授对此书曾中肯评价曰:“若非有极强的事业性和极深厚的功底,何能臻此!”“它的问世必会给读者以新的启发和探索,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注重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组织了大量人力在民族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历史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解决长期悬     

西双版纳和西周社会政治及礼俗制度比较研究——运用民族学资料研究先秦史一例

历史的规律性表现在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间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时,它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礼俗等方面,往往出现重复性和常规性。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发现了这个道理。当孔子听到郯子论少皞氏以鸟名官时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在后进民族的社会现实中,往往可以找到在先进民族中已经丧失了的礼俗制度。这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对民族学和比较民俗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克珠群佩副教授

克珠群佩，男，1959年7月生，西藏山南札囊县人，藏族，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西藏民族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陕西省八届政协委员。曾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副主编，兼任中国作协西藏分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克珠群佩酷爱文学创作，曾在《西藏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藏汉文创作和翻译的中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20余篇，其中一篇汉文小说获五省区藏族文学创作二等奖，被译成藏文发表，后被收入“藏族当代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考

“人类学”以研究“人类”为对象的一门科学,出自西方。它究竟於什么时候正式传人中国?近二十年来,海峡两岸人类学工作者以及民族学者,曾於单篇论文或专著中一致认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林纾、魏易就德国哈伯兰《民种学》英译本转译成中文,在北京出版,是人类学传人中国的先导;1916年上海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2卷4期)刊出孙     

三十年代上海的几种外文报刊

英国自1798年起就着手将圣经译成汉文,并雕刻了一整套汉文活字,准备到中国传教办报。他们认为:办医院、办学校、办教堂固然重要,但收效甚慢。“唯有出版书报,才是更为迅速而有效的办法”。并且认为:“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杂志”,“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头和背脊骨”。所以他们很重视所谓的“文字播道”工作。首先准备来华做这方面工作的是英人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自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之一,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活动的主要集中地。他们不遗余力,苦心经营,把报纸办得几乎和国内无异。如《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与《皇朝藩部要略》之关系考述

《皇朝藩部要略》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各部“总传”部分的稿本;《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纂修过程是先纂汉文本,紧跟着译成满文本,最后再译为蒙文本,分别进呈,其在多次增加内容并限期完成后,终于于乾隆五十三年汉文本《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进呈完毕,完成了五年之期,而其底册,即《皇朝藩部要略》也就在此时成书。     

“结轨”说义

“结轨”一词,新《辞海》、新《辞源》均未收,《中文大辞典》第25册第351页收有此词,释义云:“谓车轨相连也。”书证为《吕氏春秋·勿躬》“车不结轨”。今按:“结轨”有三义: 一、《文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结轨还辕,东乡将报。”李善注:“《楚辞》曰:‘结余轸于西     

对民族文化研究价值的再认识──读《祭坛就是文坛》

云南民族学院黄惠馄教授的论文集《祭坛就是文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围绕民族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对民族学怎样科学地认识和研究民族文化作了深入地探讨。尽管该书出版在95年大连“全国民族学工作会议”之前,但却十分符合大连会议关于加强民族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倡议,故想就书中的主要观点,结合自己的认识作点阐述,谨求教于学术界。一、文化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在《祭坛就是文坛）一书的前言中,作者写道：“所谓民族文比,绝不仅仅是世人所理解的民风民俗、风土人情。它的外延十分广阔,但最重要的是它的核心。这核心联系着民族…     

试释“霍尔”一词

“霍尔”（Hor）是藏文古籍中时常出现的民族称谓。汉籍中被译为“霍尔”、“霍耳”、“互人”、“胡”等。任乃强先生在《西藏的游牧部落》一文中提出：Hor恰是汉语胡字元音①。苏职的学者罗列赫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西藏的‘伏尔’（Hor）一词就是汉文‘胡’的直接音译。     

同俄特勤之死——《突厥语词典》史诗考实之二

在《突厥语词典》中,保存了几首有关英雄“童阿”(tona)的史诗,其中有一首悼念的诗。此诗见于《突厥语词典》维文译本第一册58—59页,根据诗意,我将它译成汉文如下:英雄的童阿真正离开了人间?难道让无情世道这样留存万年?     

我国古代的“夜战”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以来,战争就作为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出现。然而,作为从属并服务于战争的一种重要的战术形式的夜战,究竟产生于何时,如何产生,以及在战争中的作用,迄今无人论及,这是我国古代军事史、战争史上研究的空白。本文试就这二方面提出一点见解,求正于史学界和军事学界。 一、“夜战”一词的最早提出 据古籍记载, 我国最早的“夜战”一词提出,始见于《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等篇。其中《国语·齐语》记有:“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管子·小匡》云:“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两者虽文字略有参错,但文意相合,都是记述管仲的话。管仲所谈到的“夜战”,并不是针对“夜战”的战术而发,而是提出改革军制间或对于实施“夜战”所带来的裨益。原文本意如下:     

语文教学中的“逆向施教”与创新教育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程度和批判精神,其实并不落后于人：“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荀子·解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然而,我们更有“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各封建王朝“斫直、删密、锄正”的封建禁锢,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有太多的“禁区”、“偶像”和“顶峰”,它们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思并逐渐沉淀为一种民族潜意识,它们不会因为封建社会的消亡而退避三舍。这种民族潜意识使我们不敢思考或惰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