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波德莱尔爱情诗的思想特色

本文从波德莱尔的“从恶中发掘美”美学主张入手 ,集中探讨了波德莱尔爱情诗的主要特色———“恶”就在美的身旁 ,认为波德莱尔爱情诗的上述特色反映出诗人特殊的美学追求 ,具有明显的“辩证”因素     

诗可以爱:论爱情诗兼评<<田秭援爱情诗选>>

由“诗可以怨”推及到“许可以爱”,反映了诗歌心路历程中内心情感的波谲云诡之变。诗由最早的民歌肇始到向个人创作的演进,记录了诗的艺术创造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在２０世纪多经磨难,直到最后的二十年,才进入它的勃发时代。在爱情诗 中记述的怨与爱的两种心灵体验的相互漫漫与纠缠,正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美的融合。 爱情诗是展现人性美与人情美中美与崇高的最佳文学手段之一。     

“新中国”爱情诗举要与女权主义走势

新中国成立后,爱情诗创作一度沉寂,爱情只能在“劳动”、“革命”主题的掩映下略有表现。进入新时期,经由朦胧诗人的倡导与实践,爱情诗创作在主体精神、表现形式上取得了长足进步。2 0世纪90年代,在女权主义思潮推动下,爱情诗在回归本体诗美、女性意识觉醒的同时,也走入了一些粗鄙、媚俗误区。     

评李商隐的爱情诗

李商隐的政治诗中固然有不少佳作,然而他的爱情诗毕竟是更为著名的。要全面研究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爱情诗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技巧不能不进行探索,因为他的爱情诗正是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研究李商隐的爱情诗首先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由于他的诗意境迷离,加以年远事湮,资料缺少,爱情诗的对象较难明确。正如屈复所说:“……诗之文义如此,若必立所指何人何事,谁能起玉溪于九原而问之哉?”①也正因为如此,过去有一些李商隐研究者就往往     

爱情与哲理交融的模糊空间——古代诗歌散论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爱情诗占据重要地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五国风中,情诗数量位居第一,“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宋朱熹《诗集传序》)汉代乐府民歌中,情诗又有佳作,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南北朝乐府民歌中,情歌如江南水乡的《采莲曲》、《子夜歌》、《折杨柳歌辞》等,给诗坛带来清新活泼的气息;唐代情诗呈现空前的繁荣,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写下反映爱情生活的佳作;宋代诗人以比诗“稍近乎情”,更宜于“簸弄风月”的词体,抒写爱情歌辞;元代诗歌中爱情内容被新兴的文学体裁“散曲”所承载;明代以后,爱情题材又活跃盛行在民间的“山歌”之中。总之,在我国古代,爱情诗的发展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     

《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是与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独具的风格分不开的。首先便是初民社会在“男女大防”上的相对开放性，这可在《周礼》等典籍中找到依据。这是产生那些健康、活泼又大胆波辣的爱情诗的土壤，是为后世同题材文学创作所无法具备的，于是造就了《诗经》爱情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完美、诗歌情境美、艺术个性突出等独特风格。《诗经》对后代的巨大影响当然首推其现实主义精神和赋、比、兴艺术手法，但其中爱情诗也带给《诗经》巨大声誉，使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中世纪盛期西欧经院著作中的奥维德爱情诗元素

在基督教文化占据优势的中世纪西欧,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情诗常被视为教唆犯罪、引诱堕落的异教作品。而在中世纪盛期,经院著作中却常常出现征引奥维德爱情诗的现象。这类古典诗作在学堂教学中的应用是经院作家对之了解的前提和基础。寓意释读是经院作家运用奥维德爱情诗的重要方式,通常表达抨击女性、反对异教等思想。为了劝慰信众保持信仰纯洁和遵守行为规范,经院作家还借奥维德爱情诗进行道德说教。中世纪盛期西欧经院著作中频繁出现的奥维德爱情诗元素既促进了拉丁古典文化传承,又有利于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     

孔子思想与历代儒家思想

在全国学术界热烈讨论孔子评价问题之际,我想就孔子思想与历代儒家思想的关系,提出一些问题,向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同志们请教。儒家尊孔,言必称“夫子”。可是,历代儒生所祖述的孔子学说,并非即孔子思想的翻版。各个时期、各个派别的儒生,对于孔子学说的解释,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门户相攻,至为剧烈。在不断的互诋声中,     

“纵然死，也让我在爱中死去”－－普希金爱情诗歌的死亡思考

爱情是人类最动人的感情之一,也是世界文学永恒主题之一。这种魅力的最深刻的哲学背景是爱情克服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普希金的爱情诗歌就是这种思想的诗意显现。他早期爱情诗偏重肉体的满足,是自我意识的激情飞扬;后期爱情诗专注于精神的契合,是在对“永恒女性”即普遍精神的追求中完成个体的超越和拯救。     

李杜诗歌创作思想刍论

作为一个朝代的诗歌创作的领军人物,李白和杜甫的文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朝文艺思想的发展和变迁。他们对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各自进行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探讨。李白对“清水出芙蓉”的诗美追求,反映了盛唐诗人特有的气魄和自信;而由盛转衰的社会转折,则为杜甫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他在客观、全面地评价历代诗歌成就和总结诗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的著名诗歌观。     

论中国人"比德"的审美情趣

“比德”是中国人重要的审美情趣 ,它体现在历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 ,推动了中国历代文学艺术始终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发展 ,这也正是“比德”作为中国人一种重要的审美情趣历经几千年沧桑变迁却未发生质的变化的原因所在。     

李贺爱情诗艺术特色的道教文化诠释

爱情诗是李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道教神仙事物、道教典籍和存思术对李贺爱情诗的意象意境、思维方式、艺术语言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道教文化促使了李贺爱情诗艺术奇葩的绽放并最终开晚唐乃至宋代爱情诗、词之先河。     

试论道教与李贺爱情诗

爱情诗是李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道教文化中的神仙意识、重阴思想和房中、长生之术对李贺爱情意识的萌发,以及道教神仙事物和道教典籍对李贺爱情诗的意象意境的创造都有着重要作用。李贺与女冠间的恋情也是其爱情诗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可以说,道教文化促使了李贺爱情诗的兴盛并最终开晚唐乃至宋代爱情诗、词之先河。     

试论道教与李贺爱情诗

爱情诗是李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道教文化中的神仙意识、重阴思想和房中、长生之术对李贺爱情意识的萌发,以及道教神仙事物和道教典籍对李贺爱情诗的意象意境的创造都有着重要作用.李贺与女冠间的恋情也是其爱情诗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可以说,道教文化促使了李贺爱情诗的兴盛并最终开晚唐乃至宋代爱情诗、词之先河.     

论中晚唐爱情诗的兴盛

爱情诗的兴盛是中晚唐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晚唐士人“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时代精神 ;由盛唐诗气势雄浑、境界阔大到中晚唐诗意绪细赋、境界狭小的审美趣味的变迁 ;中晚唐“崇侈游宴”的社会风气促使爱情意识的产生 ,是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     

咏史词散论

文章作者以史家之眼光 ,文学之角度 ,剀切阐明了中国古代“咏史词”在其开创、形成、发展过程中 ,如何借“咏史”以“咏怀” ,对历代兴亡、可歌可泣之人和事做了历史地艺术地评判 ,供人欣赏、借鉴 ,给人以启迪。     

略论哈代的爱情诗与死亡诗

哈代的爱情诗与死亡诗,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富有自我独特的人生感悟和审美体验的部分,也是最有创新意义、最有价值的部分。其爱情诗,从表面上看,对抒发美好爱情理想的常见模式有所颠覆,而其实质,则是在更为真实的层面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呼唤,追求爱情价值与意义的回归。死亡诗则用形象的语言表现出其独特的死亡观--把死亡视为“永恒的休息”。哈代的死亡观映照出他的存在观,其存在观可以用负重精神来概括。     

多恩爱情诗中的宗教裂痕

多恩爱情诗中反复出现的忠贞与背叛的主题,是多恩宗教生活中的叛教行为在他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多恩爱情诗中有关圣徒和殉教者的描述,反映出他希望灵魂获得拯救的虚幻意识;散布在多恩爱情诗中一些表示对人类残酷迫害的词语如＂囚禁＂、＂肢解＂、＂尸体＂等,则是多恩宗教情感上留下的疤痕。     

论汉代正宗神学奠基者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在中国历代思想家中是一位知名人物,不管后世对他的评价如何,他的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解放以后各家编写的哲学史,也总得将他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对董仲舒的思想评价并不是没有分歧,如六十年代时对他的自然观就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他把“天”作为最高神,是汉代神学的典型形态;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在他的自然观中,是有非“神”论的部分,如所谓“天之道”就被解释为     

文学·哲学·人的觉醒——古诗十九首及其享乐思想反思

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的笛一道曙光,历代学者对其推崇备至,誉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但对其中表现出来的享乐思想却评价极低,认为是“没落阶级典型的腐朽哲学”,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