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掘儒佛关系研究的新领域——评李承贵教授新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2007年10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承贵教授的50万字巨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它是一部开掘儒佛关系研究新领域的重要力作,也是一部填补宋代儒学研究空白的学术新成果。该著作不仅以广阔、精深和独到的学术视域考察和勾勒了整个宋代的儒佛关系和儒士思想面相,而且还以创新的学术思想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运用文献事实说话的方法,从点与面、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不同层面,周延、邃密地论述了“宋代儒士佛教观”的主要内容、基本内蕴和思想特质,呈现了两宋儒学与佛学相互交涉、互动的千姿百态、奇峰跌起的思想画面,尤其是对宋代不同时期儒学代表人物的佛教观点进行个案性分析及其富有创建性评述,更使该书具有义理诠释特点和思想史特色。     

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     

试论宋代河湟地区佛教的发展

《宋史·吐蕃传》记载唃厮啰政权的宗教是"尊释氏"。由于史料的缺乏,现代研究一般认为唃厮啰政权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属于藏传佛教的范畴,或者认为受到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对史料、资料的梳理,比较了吐蕃佛教和汉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影响,认为宋代河湟地区佛教发展进程中汉传佛教仍然在传播;同时在河湟吐蕃部落中佛教徒使用的语言是藏语,因此可将河湟地区的佛教归为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     

自我与我执——浅谈佛教之无我

佛教并非单纯的宗教迷信,佛教无我论也不是教导世俗要抛却自身,它是以深厚的理论渊源为基础,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为依托,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告诉世人烦恼与不幸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执着和妄念,并指引人们通过自身的觉悟与努力以达到自我解脱,最终证得涅寂静。佛教这一理论于我们的日常伦理生活有着重大的启示和深远的意义。     

佛教从隋唐向宋代的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处在变化与发展之中,总的趋势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从唐末至北宋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它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所必然要经过的由世外到世俗、理论到实践、独立到融合、僧侣到居士、上层到民间的一系列根本的转向,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以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基于多层辨识的自我观——马克思主义自我观的澄明

马克思主义自我观的研究在当代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观包含三个层次：作为身体存在的自我、作为意识存在的自我和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自我。马克思主义自我观决定着马克思主义自我认同方式,对现代自我认同问题有借鉴意义,值得深度挖掘。     

自我发展的延续性:同化效应和对比效应

自我既是一个开放的、稳定的、多维度的系统,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在时间上延续的系统。时间自我即是指自我发展的延续性,它以现在为基点,始于过去,延伸未来,因而包括过去自我、现在自我和未来自我三个成分。当个体觉知到过去、现在和未来自我之间具有相互连接的关系时,对它们的评价也会趋于一致,这称为时间自我的同化效应。相反,若当个体觉知到过去、现在和未来自我之间具有相互分离的关系时,对它们的评价也会明显不同,这称为时间自我的对比效应。研究时间自我的同化和对比效应的方法主要有评价法、投射法和逆向推断法。解释这两种效应的理论模型包括基于动机的时间自我评价理论和基于信息加工的选择通达模型。影响同化和对比效应的主要因素有时间距离感、时间标志、情感卷入和心境一致性。未来拟考虑将此种研究范式应用于探讨自我发展的年龄特征。     

张九成佛教观论析——兼论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及特点

该文以张九成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为话源,指出张九成的佛教观具有双重性,即在言道方式、生活性情方面亲近佛教,而在心性、伦理方面排斥佛教。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对张九成思想的归宿和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张九成的思想特色是“身佛心儒”而非“阳儒阴释”,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的程度和特质两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真谛"与"俗谛"的现代会通——印顺的理性佛教观及其诠释学意义

印顺是当代"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代表和理论诠释者,他通过接纳近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创立了人间佛教的研究原则;他会通佛教与现代知识观念,实现了佛教神灵观的诠释学变革;他通过对中观学说的创造性阐发,确立了现代科学思想在佛法观念中的地位.印顺的理性佛教观开辟了佛法理解的新维度,对于现代佛教具有不容忽视的诠释学革新意义.     

论发展的、积极的老龄化战略

文章首先就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 ,以及老年人发展问题进行了剖析 ;接着阐明了积极的老龄化战略指导思想 ,指出老龄化是人类客观衍生规律 ,是社会进步、发展的表现 ,老有所为、老有所强、老有创造以及人生创造价值的分配要有新理解 ;最后 ,提出了发展的老龄化战略观 ,包括发展的老龄化是人类共同整体战略观 ,是再做贡献战略观 ,是健康老龄化、尊严老龄化、幸福老龄化、效益老龄化观 ,是“给生命以岁月 ,给岁月以生命”的再理解。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宋代理学家的小诗之乐

宋代理学家的小诗表现出悟理体道之乐和以物观物之乐,具有雍容平和、从容自在的基调,其风格特征不是外向的、张扬的,而是从容朴素的.理学家的小诗并不刻意选择或描摹外在的景物,而是移步换形,信手拈来,不避琐细的题材和平淡的笔法,重在表现"我心"之乐,其价值就在于平淡无奇之中所蕴含着的对"理"或"道"的真切感悟和体会.     

道统与政统——王安石与宋代孔庙配享的位向问题

后世孔庙中,四配和十二哲、从祀贤儒一样,均依世次东西相对排列在孔子两侧,但宋代孔庙的配享位却全都安排在东侧。关于宋代这一礼制产生的原因,古今不少学者都以为是由于王安石配享时位次超越孟子而后又被罢祀所致。事实上,这与神道尊右的传统观念有关,是唐宋孔庙礼制沿革的自然结果,与王安石配享并无关联。王安石因追封王爵而打乱了孔庙祭祀系统的爵位等级制度,加之王安石给人留下的"僭越"成性之印象,以及南宋不断攻击王安石的政治和思想空气,都导致了"王安石配享躐位说"的产生和流播。在儒家道统论不断高涨的宋代,"王安石配享躐位说"以及王安石的道统命运成为今人观测其时道统之限度的一个绝佳视角。     

略论金末元初的三教关系——以万松行秀、耶律楚材和丘处机为例

金元时期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从万松行秀与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与丘处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可窥一斑.各派在当时高唱三教合一,虽然有其现实利益的考虑,大家都希望以己为一,将对方同化;但从更深层次而言,儒、释、道在人之为人的全面发展中就有了结合的可能.     

宋代经史著作刊印概览

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经史著作的刊印,在因此而获得高度发展的同时,也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究其原因,除了经济文化繁荣和雕版印刷术的广泛运用之外,还有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以及广大民众的垂青.     

宋代儒学教化的文化转向

宋代新儒学在诞生、分化与整合过程中,同时发生了学派对社会教化的权力之争。宋代学派对社会教化权力的强烈诉求,开拓了文化权力的公共领域,使宋代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文化变迁,推动了传统教化的文化转向。社会教化权力由政治专制和垄断,逐渐转向与文化群体共同承载。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经历对理学的影响——以张九成为例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理学和佛学的共同发展。尽管儒家学者始终不懈地辟佛,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争鸣状态中,它们各自的发展循序渐进。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对理学造成的另一影响就是,一些儒家学者的著作和学说仅仅因为游学于禅僧被判为“杂学”,其思想也因此不得广为流传,其传道济世之功亦被折损。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宋代幕府的发展述论

以民族矛盾为主线,宋代幕府大致呈现了"两点三段"波浪式的发展。以宋金、宋蒙对峙局面的形成为点,宋代幕府依次经历了顺应时局渐次恢复、起起落落发展不定、稳定发展与国共存亡诸时期,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类型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