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治理的现实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通过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洛克和卢梭的政府理论的理解,阐述国家的起源、政府和法律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及意义,并主要关注恩格斯关于国家及国家治理的理论诉求。结合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说明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政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所谓的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高度国家能力体现的是国家强有力的支配与控制能力,而渐进民主治理则体现了公民社会在国家生活中的嵌入程度,“高度与渐进”正好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性.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应该寻求一种相容性的构建路径,即国家能力要主动扩大民主治理的空间,而民主治理则要积极支持国家能力的权威,双方的共容才可能实现共同的繁荣昌盛.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域的深刻变革

十九届三中全会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视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场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适应新时代国家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深层次的变革;只有突破利益藩篱的机构改革,通过"五个体系"构建,"四种能力"提升,才能够真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与德治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法治是治国方略的基础,德治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阐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分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总结了我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经验。同时,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及现实挑战,要求我们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使良好的道德风尚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动力。     

浅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福山就宣称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他的“历史终结论”自提出起就受到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不断的挑战,而福山也在这些批判和挑战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二十余年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逐步退去华丽的哲学外衣,而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构建。在历史哲学上的让步、在政治科学上的改变与坚持以及对现阶段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共同构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国家能力评析:基于治理的视角

在治理时代,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及其能力成为讨论热点。根据治理理论的脉络,国家能力几经变迁,但治理的兴起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能力的降低。国家的权力、资源和合法性使得治理理论难以对国家的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在治理的视野下,发生转变的是思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方式,以及国家能力的行使方式。对中国而言,需要从特定的国家治理现状出发来理解现行的国家能力。     

全球化时代何以“反对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等观点的析评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的所谓"现实"而形成的主要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终结"已然来临,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但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终结论"把民族国家看作是"拟制性"共同体的观点有失偏颇,没有注意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支撑不足的问题。"世界政府"存在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其在洞见问题的同时选择了错误的解决问题方式。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全球治理"对于"国家无能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它所关注的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十四五”时期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意蕴、框架与路径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其战略意蕴在于有效应对发展环境面临复杂深刻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跃升,持续开创和贡献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通过构建"生态-体系-能力-成本"四维一体框架,"十四五"时期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生态的优化效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效能、国家治理能力的生产效能以及国家治理成本的管控效能,进而持续提升国家治理的总体效能。确保"十四五"时期稳步高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关键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制度执行与体系构建,完善和优化国家行政体系,善于用信息技术赋权增能,不断向高效能治理迈进。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维研究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格局复杂变化,从国内与国际、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与发展、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等维度观察、研判、统筹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类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维,这种系统思维体现为注重整体性,在统筹历史现实、国内国际大势中把握国家安全;注重全面性,在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过程中布局国家安全;注重关联性,在形成协调行动的强大合力中推进国家安全;注重动态性,在抓好当前和长远有机统一中谋划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

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关系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家类型相比,"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等国家形态具有周期性震荡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导致的是一个失败型国家,叶利钦"新自由主义"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勾结性和掠夺性的依附性国家,普京的国家主义式的"俄罗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性国家。本着"观念—行为—绩效"分析路径,可以揭示每一种国家形态形成的因果链条性关系,以及国家形态之间转换的内在政治逻辑。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得失是政治学理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收功能——消费税改革政策评价

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决定税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基于税收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关联,税收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四个方面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并凸显税收对国家治理的杠杆效应。当前对消费税的改革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和加快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效果。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消费税改革的政策红利,更好地发挥消费税改革对国家治理的促进作用,规避影响消费税改革积极效能的制约因素并消除潜在的负面效应,实现消费税改革"稳着陆",当前需要启用多种配套改革措施,利用制度关联性和互补性更好地发挥"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是一种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治理技术路径.大数据智能化对践行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助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助力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着重要价值意义.推进国家治理的大数据智能化,面临着技术和人才问题、隐私和安全问题、嵌入和融合问题.树立战略思维、构建共享体系、建立运行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有效路径.     

“生活国家”的构建：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以乡村生活治理为讨论中心

“生活国家”的构建是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干预和保障民众生活的主题，贯穿于从传统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国家建设过程。传统中国和民国时期，因国家能力较弱、干预方式不当等原因，国家的乡村生活治理成效甚微。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以实现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并将农村农民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之重点，构建了系统性的乡村生活治理模式，通过理性化的顶层设计、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充满韧性的调适能力，不断推进乡村生活治理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生活国家”构建的研究路径，将生活治理置于中国国家形成与建设的大历史视野中去考察，有利于拓展生活治理的研究视野，丰富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知识体系。     

寻找国家性：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家研究

国家是现实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在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和主导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概念的厌倦情绪中，作为国家概念变量的“国家性”及相关研究成为其后“找回国家”运动的先声，不仅提示了国家间比较以及国家历时分析的理论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抽象的国家研究日益扩展至实证与经验研究领域，其中的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国家能力等更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领域。作为国家概念的经验性指标，“国家性”还具有重要的规范性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国家构建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历程探析

国家构建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因此有必要对国家构建理论进行梳理,依据国家构建理论和中国自身的国家历史和制度逻辑,将国家官僚体制、国家能力、政权合法性和社会成长这四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筑起国家构建的分析框架,通过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和成就的描述,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未来路径作尝试性探讨.     

国家、财政与社会:当代中国国家构建历史的新解读

本文梳理了现代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并借鉴财政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对新中国国家构建历史作一个宏观勾画,从新的角度阐释了当代中国经历的由国家一体化向理性化、民主化,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预算国家,由控制型政府向调控型政府、治理型政府,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型社会、和谐型社会演化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趋势。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中国民族问题治理的理论阐释

中国近代以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尤其是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就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逐渐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体制机制,从而打造了富有特色的民族问题治理体系。民族问题治理在国家治理的总体结构中循序而进,并在国家体制构建中形成了应对现实挑战取向的治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取向的治理。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民族问题治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需要,又形成塑造新型民族关系取向的治理,并通过对现行民族关系的调整,打造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适应的民族关系结构。     

全球化的挑战与世界公民社会的构建——论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观

全球化不仅对现代国家的管理能力、主权等方面构成全面的挑战,而且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方各民族国家应超越"国家利益"的视角,将其拓宽成一种"全球治理"的视角,在世界范围建立"大同政治的民主",构建全球公民社会,才能实现永久和平,解决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