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南朝史学

现存南朝时期三部皇朝史对佛教极为关注,主要是东晋末年以来佛教日渐兴盛而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增大使然,也是因为三书作者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南朝专门佛教史籍撰述发达,主要与佛教兴盛有关,是佛教兴盛的产物:佛教兴盛不仅为专门佛教史籍撰述的发达准备了基本条件,而且使专门佛教史籍撰述的发达有了多方面的现实需要。南朝时期,世俗目录对佛教经典的著录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与佛教兴盛密切相关,是佛教兴盛、佛教社会影响不断增强的现实情况在世俗目录编撰上的反映。     

《肇论》佛教哲理研究

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初入中土的佛教以此为契机而得以迅速传播。富于思辨的般若学在与玄学的不断交融中逐渐异化为玄学化的般若学。享有“解空第一”之美誉的僧肇大师致力于将般若学从玄学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从本体论、认识论、解脱论等哲学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外来佛学从傍依玄学而一跃成为发展玄学、甚至终结了玄学;佛教也因此走上了真正中国化的独立发展道路,并开始反哺中国文化,推动了整个中国哲学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     

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

本文对上海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作了论述。作者认为,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是:古代上海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不占重要地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近代上海佛教除了寺院经济、佛教信仰和佛教仪札有所变化,弘传佛教的中心已由寺院转向新兴的佛教团体外,上海佛教不仅处于全国佛教的领导地位和发展中心,而且在整理古代文化、培养佛学人才和举办慈善事业等方面都起有一定的作用。     

略论六世纪前佛教入华的源头、路线和语言

自中印文化始有交流以来 ,佛教即为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印度佛学输入中原汉地 ,过程繁复 ,路经殊途 ,语言繁杂。六世纪前印度佛教输入汉地 ,以贵霜的分崩、月氏人的东迁为源头 ,以陆海两条丝路商道为主要路线 ,经数百年语言文化的碰撞冲突 ,最终在隋唐时期得以完全中国化     

江浙佛教联合会成立的背景

江浙地区的佛教是中国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中国佛教的调整与革新,也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的。以上海为联络站,结集了江浙两地的佛教精英,江浙佛教联合会则是这些精英中的长老派聚集之所,它的成立不仅改变了整个江浙地区,包括上海的佛教力量格局,而且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至深的影响。     

略论东晋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

中古世家大族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联,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邪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西晋末,即有王氏受佛教影响而遁入空门。东晋初期,善于玄谈的王氏诸多人物又同借助玄学而发展佛学理论的众多名僧交往密切。到东晋中后期,随着佛学理论的日益精深而系统,这一时期的王氏更热衷于探讨佛学义理,对佛教更为崇信。他们的做法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并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观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掀起了一股宗教热,佛教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最为相近,表现在佛学观上便是都热衷将佛教与孔教、耶教比较,都推崇华严宗等。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无论对佛学宗派的取舍、对佛学经典的选择还是对佛学教义的阐释都存在巨大差异。有鉴于此,康有为、谭嗣同佛学观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从中体悟两人佛学思想建构的异同,又可以直观感受近代佛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论终南山“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区”创意

终南山集中了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中的五大宗派祖庭,目前终南山的一些佛教祖庭已经有了局部的开发,但整体水平较低。应围绕终南山“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区”这一概念,按照遗产保护、文化建设、旅游开发三者互动的战略,在局部特色有效开发基础上,实现整体与局部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将终南山建设成为能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综合性的有品牌特色的中国佛教祖庭文化旅游胜地。     

谭嗣同与梁启超佛学思想比较研究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到了近代,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也带来了中国佛学的振兴.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学在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思想文化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家都对佛学推崇备至,他们一方面是为解除无法自由发挥个性的心灵空虚,另一方面则是为寻求实现政治理想的精神武器,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和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学术现象.作为近代思想家的一份子,谭嗣同与梁启超也同样推崇佛学,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二者在所处时代及身份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却有同有异,这不仅能够透视出中国近代思想家研讨佛学的特点,也能发现近代思想家佛学研究对中国佛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古代佛教伦理思想的儒家化转向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逐步融合实现中国化发展至顶峰,而后渐渐衰败.作为独立的文化系统,其思想价值体系必然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价值体系存在矛盾冲突.佛教思想家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实现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在不放弃根据的思想和价值原则的前提下,必须附和儒家思想,论证二者之间的共通性.儒家思想的伦理化特征,使二者伦理思想的共通成为必然,因此佛教伦理积极融会儒家伦理,实现自身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转变,准确地说是儒家化转变.     

无畏施涵义的嬗变及其对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启示

在佛教慈善观的发展和慈善事业的开展中,布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佛教传统涵义的限定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使得财施在佛教慈善事业的实际运行中居于重要地位。太虚、印顺的阐释,使无畏施观念具有了全新的涵义,对于无畏施和布施观念在社会上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应当以无畏施观念为思路,真正构建起特色鲜明的佛教慈善体系。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政治化

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翻译,而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与政治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地进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中,佛教不断顺应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同时,国家权力将佛经翻译作为一种国家文化事业,倾注国家之力,成立国家译场并设立僧官制度,将佛经翻译政治化。作为政治权力话语的产物,佛经的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和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     

印度佛教东传与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最早形成的佛学宗派,它源于印度大乘佛教,又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是印度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的中介之一,在印、中、朝、日四国的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天台宗的印度渊源 天台宗渊源于印度大乘佛教,从两方面可以说明:一是师承关系;二是所依经典。     

从“格义”方法看印度佛学与中国哲学的早期结合

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格义”是两者初期结合时使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两汉时期佛教初传时就开始运用,而不是一般学术界认为的始于两晋。随着佛学思想的大量传入和中国学者对其了解的不断加深,格义的方法也有了层次上的深入,由简单的以中国哲学概念比附佛理到仍带玄学化色彩的“六家七宗”对佛学真义的争鸣,再到更接近于佛学原意的以中观论为代表的著说,使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和交互影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随着格义方法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国佛教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后梁禅风之盛行与北朝佛学之南播

后梁统治者延续萧梁家学门风之传统,萧詧、萧岿父子等皆笃信佛法,其治下佛教氛围颇为浓郁。就相关僧史看,后梁僧侣多重禅修,与南朝佛教普遍盛行的义解教风有所不同,而与北朝偏重禅行的风气趋同。后梁在文化上为萧梁余绪,其佛教却呈现出北朝化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在江陵地域佛教禅学的积淀颇丰,江陵玄风自不如建康浓郁,对禅风有所包容;二是后梁与北朝联系密切,北方禅学高僧多有南游荆州传法者,南北文化交流频繁;当然,也与后梁统治者重视禅学的导向不无关系。     

“烈士池”系列故事的象征意义

《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故事,以及以"烈士池"为母题的中国俗文学作品中的一系列故事不是"穿上了中国道袍的佛教故事",而是佛道斗争延伸到文学领域里的重要表征。"烈士池"系列故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的佛教意象,但我们不可孤立地将其抽取出来作为佛教属性的证明。从对这一系列故事的叙事分析可以看出,"烈士池"系列故事在中国文学中的出现是道教对佛教在文化领域里的持续性反击。     

文化融合视域下的佛教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融合视域考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经验和启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方法途径,即在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     

试析《文心雕龙》中的佛教思想

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虽然没有有意识地运用佛学思想来论文,但是实际上<文心雕龙>的写作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佛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些主要表现在作品中大量的"神理"说和"折衷"思想的体现.     

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围绕“道体”、“心性”等问题所展开的“儒佛之辨”,一方面彰显了儒佛根本宗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关学学者独特的佛学观。其中暴露出的由于自身对佛教理论了解的阙略而导致对佛教思想和内在精神理解把握上的偏差,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思想史现象。     

中国佛教文化论纲

本文认为佛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是对古代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儒、道文化相接触,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互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来说,它具有适应性、世俗性、调和性、简易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作用于佛教的结果,也是佛教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广泛传播的条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