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在西藏传播失败的原因

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历时200余年,收效甚微.其原因主要是基督教与藏传佛教这两种宗教文化间存在冲突,传教士们采取了不适宜的传教方式,传教活动缺乏足额的财政支持,传教时期西藏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清廷在藏之宗教政策的制约,以及西藏地理环境等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晚清新教传教士视野下的中国穆斯林

晚清时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有很多论述.他们重点探讨了中国穆斯林的族群特点、宗教维系机制、信仰与操守、与汉族政权的关系等方面.这些论述暗含着贯穿始终的宣教意识,目的是为教会制定穆斯林传教策略提供依据.传教士据此提出了一些针对穆斯林传教的新主张,对后来的中国伊斯兰教传教运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由于教义的差异和文化偏见,传教士的立论完全以基督教为出发点,这使得他们更多地关注到中国穆斯林的负面因素,影响了其判断的客观性.     

卡普清西藏传教会失败原因申议

18世纪初,受罗马教廷派遣前往西藏传教的卡普清修会传教士们,在历经40余年的艰苦努力,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后,最终却不得不撤离西藏,宣告传教事业的失败.究其原因,固然有西藏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在其间发挥作用,但基督教教义本身的理论缺陷,以及基督教传教士在西藏传教实践中奉行的排他主义宗教路线所引发的众怒,也是导致此次传教活动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传播的特点及社会影响

近代青海由于地处内陆边陲,传教士基于近代青海多民族、多宗教状况,制定适合青海地区的传教方法,形成了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传播的特点,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对近代青海社会产生了影响.     

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叙事

在西方,民族意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宗教意识的衰落而发展起来的,并逐步取代宗教意识而成为联结社会成员的主要纽带.随着西方资本的跨国扩张,欧洲民族意识很快演化为极端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集体性所进行的大规模殖民,使得殖民地民族的意识觉醒,并逐步发展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印度后殖民批评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认为,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共同特点就是把"民族"这个范畴本质化而没有认识到其中的构建性质及民族叙事固有的矛盾性.     

论传教士对近代青海的认知

近代传教士有关青海地区的调查资料,不仅详尽实录了青海的地势、山川、民族、语言等内容,而且也记述了基督教在青海地区传教的历史和教会活动的情况,从中可以窥知近代传教士在青海地区传教的策略或方针.     

西方首批传教士进藏的活动和藏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十七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始从印度的阿格拉(Agra)据点北上潜入我国西藏,并企图从那里向我国内地扩展。最早到达西藏的西方传教士是耶稣会神父安东尼奥·德·安夺德(Antonio de Andrade)等人。他们在阿里南部扎布朗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搜集情报和其他活动。但为时不久,阿里南部地区藏族僧俗群众便把他们驱逐出     

近代外来天主教士在广西民族地区的罪恶活动及各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近代以来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 ,天主教士乘机窜入广西的民族地区进行所谓的传教 ,建立教堂 ,以种种非法手法干涉中国内政 ,利用不平等条约奴役和剥削我各族人民 ,激起各族人民的愤慨 ,不断掀起反洋教斗争。这段邪恶与正义的历史不容颠倒。凡蒂冈罗马教皇对这些传教士的“封圣” ,是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对历史的颠倒     

西藏基督教史(下)

1855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们在西藏东部地区的博木噶(Bonga)建立了一个传教点。在那段年月里,传教士们支持了象库柏这样的西藏探险家为印度政府与西藏的接触所作的努力。这是因为他们理解通过外交与军事行动才有希望扩展他们在西藏的影响。传教士们继续受到藏人们的困挠与折磨。1867年,他们送信给加德满都的不列颠驻扎官拉姆齐陆军上校,再经尼泊尔五年一届的使团的信差送至中国内地。在信中,他     

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夫人在澳门的活动

澳门是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活动的重要基地.传教士夫人们1842年前在澳门的传教事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早期来华传教士夫人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她们对晚清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冲击力.     

柔然时期的新疆佛教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 ,阐明了柔然的族源、历史活动和其佛教信仰情况。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藏族地区刑事冲突解决中的特殊意义

从刑事法价值的时代内涵、刑事法的法律特性以及刑事法基本原则来看,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法的基本理念不矛盾。从我国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来看,其中蕴含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精神;在现阶段,我国藏族社会属于机械社会,而且藏族习惯法具有宗教性,这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因而,在我国藏族地区建立恢复性司法,不仅有利于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整合藏族习惯法提供了有效途径。     

Renationalisation of space in everyday life in Singapore

As globalis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familiar in our everyday lives, one readily visible phenomenon i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outside the borders of nation states. This influx of migrants inevitably makes societies more complicated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a ‘multi-racial’ or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no longer the monopoly of migrant socie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Australia. This spread of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achieved racial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als, and needless to say between host society and migrants) without hierarchies. In the face of a constant flow of migrants, both the host states and host societies need to control migrants, to ensure that migrants will co-exist with the host society as the host society wishes. Hierarchy and difference need to b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ost society to control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 their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ingapore society draws a border between itself and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this purpose, it examines both everyday discourses of Singaporean employers about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Singapore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to teach such workers to become ‘good Muslims'.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与环境保全并存的生业的可能性: 水满村的事例

生活在海南岛水满村的黎族的传统生业主要由水田农耕、火田农耕(陆稻、根茎类作物以及其他作物)、野生植物采集和野生动物狩猎构成.在村周围覆盖着大面积的草地,这种人工环境是定期焚烧的结果.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这样的生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焚烧被禁止,水田农耕也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人们也强化了水田可使用野生植物的利用.这样生业变化导致了村落周围二次植被的恢复,也改善了村民们日常饮食的营养摄入.从环境学或营养学上说,当今的水满村的农业生产也许是合理的生业.尽管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生业的可持续性,但是这种生业还是可能成为未来亚洲各国农业的模范.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 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也可以是"贱民".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俄罗斯этнос(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理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却忽视了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术语“族群”、“族群性”等同出一源的俄语术语。本文在对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этнос、этничность和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与相应的英语术语ethnos、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进行源流、释义对比分析后指出,双方学术观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理解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术语指“民族(或族群)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示民族(或族群)实体的术语不同,俄罗斯学者用этнос,西方学者用ethnic group;(2)俄语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特指民族的亚体或部分少数民族,而英语的ethnic group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     

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管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中原内地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