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六国时期之玄学清谈及其相关文化风尚

十六国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断绝,当时先后立国于关中的前秦、后秦统治者汉化程度较高,其人物不仅习儒,而且学玄,其言谈、容止等颇为玄化,以致苻秦氏子弟流落东晋,其气质、风采不让江东士族名士;后秦统治者倡导玄佛融通,不仅产生了一些具有玄学色彩的佛学论著,而且其南播后深刻地影响到南朝学风.此外,自西晋末以来,河西地区较为稳定,成为中原士人的避难之地,也将玄学风尚传播到河西,并得以保存和延续,对此后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颇有影响.     

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北魏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自身皆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出于推进其皇族宗室子弟汉化之目的,无不重视汉文化教育,其宗室人物之学术文化积累日益丰厚,以致北魏后期出现了一批以才学著称的宗室子弟,其中有的招集大量汉族名士,形成了诸多藩邸文化中心.就当时北魏皇宗汉化表现而言,孝文帝诸子、诸弟及其他皇室近系子弟,其气质表现与学术积累进展尤为突出,这自然与其地位及所受之教育等情况密切相关.     

北朝时期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考述

北朝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灭绝.河西地区自前凉以来"号称多士"、"颇有华风",保存了玄学之因子;北魏灭凉,其学术文化传入平城,并影响到此后北魏之学风.北魏中后期,随着鲜卑统治者的汉化,大力传输南朝文化,北朝士风与学风显现出南朝化的倾向,以致北魏末与东魏-北齐之际关东地区出现玄化的高潮.北朝玄化风尚之传播,总是伴随着南朝人士的北徙,他们是南风北渐的主要裁体.     

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论

会稽山阴孔氏是江东颇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六朝时期 ,在学术文化领域 ,孔氏经、律兼修 ,尤重儒学 ,保持了汉代旧族的传统学风 ,表现出了较为保守的特点。但在侨人玄学风尚占有优势地位的历史背景下 ,孔氏学风也发生了变化。其人物之言行显示出玄化的特征。南朝以降 ,孔氏子弟渐重文学艺术 ,涌现出不少才俊之士。在宗教信仰方面 ,孔氏为天师道世家 ,面对佛教的流行 ,孔氏在“会同佛道”的名义下 ,坚守家族传统 ,成为江东地区旧族传统风尚的代表。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思潮。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议”,到魏晋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清谈”,通过对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抽象议题的论辩,把儒、道两家思想糅合起来,铸造了一套以本末,有无之辨为核心内容的思辨哲学体系,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新学”的玄学。玄学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形式,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庸俗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于是便很快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

彭城武原到氏出自寒微,晋末宋初,到彦之追随刘裕之北府兵集团而起家,以护卫宋文帝继统而固位,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宋末以后,其子弟之作风有所变化,生硬地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风尚。及至萧梁,到氏人物为人作派名士化,对士族社会擅长之清言、书法、围棋等皆有涉及,尤以文学才能显名,也通经史,深得梁武帝等奖掖。其家族人物任官也以清选为主。南朝时期,寒门勋贵在获得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上不断取法高门世族的文化风尚,以提升其门望,彭城到氏可谓一例典型代表。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下)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上)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清谈戏谑之风与六朝俳谐文学

关于清谈与文学的关系,学界关注较多的是玄学义理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其实,从广泛的文化背景来说,清谈不等于玄谈,也不仅仅是学术探讨,它还包括了那些虽无关学理,却充满机智幽默的谈说辩论.清谈中的调笑戏谑之风,直接促成了六朝俳谐文学的兴盛.     

宋初经学与庆历新学风社会成因探析

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宋代文化为学者们所关注,但于宋初经学言,学者们往往囿于陆游等人之说而将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分成两截.究其实,宋初经学表现为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并行而注疏之学居于统治地位.庆历间,义理之学渐超越注疏之学而成为显学,非仅学术界,且经范仲淹改革而在政治上亦予展现.其因则为:社会危机的刺激、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便利的文化传播与宽松的文化政策等.     

玄学的产生原因与分派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代(公元220—420年)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幽深微妙的意思.扬雄的著作称为《太玄》.魏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推崇《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玄学的经典.当时的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出现这种思潮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的.一、产生玄学的政治原因探讨玄学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问题.我     

刘宋文帝一门文化素养之提升及其表现考论

刘宋统治者出自寒门,“本无术学”,终其一代,其皇族子弟在文化上普遍表现出粗鄙化的特征。不过,一般说来,寒门人物获得统治地位后,随着与高门士族日益紧密的联系,必然或多或少地在文化上趋于“士族化”。就刘宋皇族而言,其最显达的一支为宋文帝一房,对士族文化的模仿、汲取的程度也最高。宋文帝及其子孙在经史学术、玄学谈论及文学、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皆有所涉猎,某些方面还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由于他们具有统治地位,其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     

颜延之的经学建树及其学风旨趣

魏晋文学家颜延之既具备良好的儒学文化修养,也深受玄学浸透下的魏晋新经学的影响。无论是与周续之辩难,对《周易》注的“黜郑置王”,还是对《论语》的解说,都表现出了贵简约、重义理等典型的玄化倾向。由于礼学方面的优长,颜延之一再参与国家的礼乐文化建设。在朝廷禁碑的情况下,颜延之援引古制加以变通,为王球作石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写形向写意过渡——萧梁帝王诗歌的审美特性

萧梁帝王的诗歌题材琐屑、体式较小,却借用汉赋手法,全方位刻画景物或人物,具有繁缛与形似的特征.当萧梁帝王在相对开阔的空间内精选几处物象,稍作点化,并间之以情时,其诗歌立即体现出简净小巧的风致.萧梁帝王的诗歌,体现了中国诗歌从写形向写意过渡的审美特点.     

儒释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所谓儒释道三教归一,亦称三教合流,系指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儒家、道家、佛教之观念系统间相互利用、相互渗透的过程.笔者拟从比较动态学的视角审视其合流各阶段的特质及社会机制,以把握这一流向的实质.儒释道三教归一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三教合流的起始阶段.笔者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社会思潮之主流的乃是道家文化之独特表现形态的“清谈”、“玄学”.在玄谈之风的基础     

从“科玄之战”看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中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发生了一场“科玄论战” ,论战的双方分别是所谓科学派与玄学派。玄学派以张君劢为主将 ,科学派的领衔人物则是丁文江。这场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 ,当时几乎所有具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都参加了这场论战。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一１９２３年２月 ,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在讲演中 ,他列举了五条理由 ,得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结论 ,他说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 ,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 ,故科学无论如何发…     

六朝文学研究的新突破──《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评介

陈顺智先生的专著《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最先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浅灰色方格为底，印着一幅水墨画：大树掩映着茅舍，旁边的草地上，三位魏晋名士在清谈。用它来揭示此书的内容，十分形象传神。及至读完全书，我又被书中的内容折服。作者研究六朝的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说明它们嬗变的内在逻辑和动因，这不为奇。可是作者从魏晋玄学的角度入手来探讨，却值得一说。正如胡国瑞先生在此书“序言”中所说：以道统儒、兼通内外的玄学思想品格，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不仅贯穿六朝之始终，相对而言也具有最大的涵盖面，“因此，选择玄学…     

六世纪前期东亚的地缘格局与政治联动

齐梁易代引发的梁魏长期对抗，影响到东亚政局。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仿南朝以寒人掌机要的东城王牟大，伪造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的身世，重建王权。在半岛南北关系上，高句丽在获得北魏授权后展开了对百济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梁魏战争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区分外国为大国与附属于大国的小国、旁小国。普通元年梁魏通使，东亚范围内的对抗之势结束，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百济随即于次年遣使萧梁。这次遣使影响了萧梁君臣的东亚认识，使百济成为萧梁天下秩序中东亚的首要国家。百济这一地位的取得，与新罗等国推行国制建设而在政治、文化上依赖萧梁有关。百济以其在齐梁之际建立的海上霸权，成为半岛南部诸政权与萧梁交往的枢纽。     

兰陵萧氏文人在北齐的际遇和创作

萧梁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