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奇诡诗风辨源

李贺奇诡诗风辨源孟修祥李贺是以其“奇诡”①的“鬼诗”著称于中国古代诗坛的,虽然“鬼诗”的荒诞顽艳使人难于索解,但无论怎样“虚荒诞幻”,它总是与诗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与诗人自己的身世、个性、气质、生理条件和生活道路诸因素不可分离...     

“非美为美”与“恶之花”及其他——李贺与波特莱尔诗歌美学比较谈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真善美相统一为其正宗,而且形成了一种“喜单纯、明朗、反繁芜、晦涩的特点.”(李春林《东方的狡黠》文艺报87.8.22)可是到了唐中叶以后,却出了一个“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的诗人李贺,且其诗“辞尚奇诡”,不仅晦涩难懂,而且“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他因此被人称为“鬼才”、“鬼仙”、“诗鬼”.鬼者,阴气之所结也,若通读李贺遗留下来的二百余首诗歌,确乎有一股凛凛然     

从“女神”形象看李贺对屈原的继承与创新

李贺以其仙鬼题材的诗作闻名于世,并被认为是有唐一代最得屈原之风的诗人之一,原因在于他的诗在屈原浪漫想象的基础上增添了恢诡谲怪的色彩,从而带来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李贺仙鬼诗中的"女神"形象,与屈原辞中的"女神"形象亦存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且反映两人生命意识的联系与发展。     

剑胆诗肠国士魂——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侠”屈翁山

<正> 一“半生游侠”——屈翁山的自我写照在名家辈出、异彩纷呈的中国待坛上,涌现过好些具有鲜明特色,因而被戴上各种桂冠或荆冠的诗人,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诗佛”贾岛……还有“诗贤”、“诗哲”、“诗霸”、“诗魔”等等,而仗剑远游、以身许国的岭南诗人屈大均(翁山)(一六三○～一六九六),则可以称之为“诗侠”。他的同窗好友、生死之交、并同以“岭南三大家”著称的陈恭尹写下的三首《游侠词》,便正是屈氏(以及和他一样的志士们)慷慨义烈、万难不屈、以救国拯民为己任的英雄形象的写照:     

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

鲁迅运用荒诞性的手法进行创作，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萌芽。首先提出 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手法，通过对鲁迅的 “荒诞”手法特点的分析，得 出其与魔幻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而总结了“荒诞”手法的意义。在 探究了“荒诞”渗透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更意在揭示鲁迅创作中的荒诞感及荒 诞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以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鲁迅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更深地 解读其作品。     

蟋蟀、甲虫与牛鬼蛇神——《促织》、《变形记》、《我是谁?》中的荒诞意识

<正> 志异与荒诞难解难分。在蒲松龄笔下,一切“异”人“异”事,大都程度不同地显出荒诞性。人竟可以换头换肠;鲜花可以随鼓声化为胡蝶;书生可以作云中游,把星星摘下藏在袖里;瞎子有用鼻子嗅出文章高低好坏的功能;……至于人变虎、鬼变人之类,更是比比皆是,不在话下。这一切,多么地荒诞。蒲松龄比卡夫卡早二百多年。卡夫卡读过中国书,研究过老庄哲学,相当深入地钻研过道教。这些,无疑对卡夫卡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发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与《聊斋》的联系。在这方面进行考证或猜测将难有收     

"月明归梦逐成迷"--高启笔下的诗梦意象及生发原因

诗人高启在其入明后的诗作中,写下了大量“梦”诗,这些诗“梦”意象寄托着诗人的自我情感与心志,成为诗人抒发性情的依凭之物。明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当时诗人自身的处境及其美学追求,是其梦诗生发的主要因素。     

论陶渊明的玄言诗

两晋“玄言诗”大开诗歌说理之法门,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人们对诗歌“言理”功能的认识与实践。陶渊明阐释玄理的“玄言诗”,与众多“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玄言诗”升华出的精品,标志着我国哲理诗的成熟,其创作影响,衣溉百代。陶渊明作为我国哲理诗成熟代表诗人的地位,以及他的哲理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     

诗学与心学中的陈白沙

明代前期的著名哲学家陈献章 (白沙 )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与诗论家。在他的哲学思想与诗论及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白沙是明代心学的开创性人物 ,他提出“天地我立 ,万化我出 ,宇宙在我”的著名命题、“静中养出端倪”的方法以及“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白沙不事著述 ,却长于以诗表达思想。他不同意“诗为小技”的观点 ,高度重视诗的功能。认为诗应“率情为之”,反对“饰巧夸富、媚人耳目”的人为雕琢之风 ,提倡“浩然自得”,以诗人的独特体验形成自己的自家面目。但他又反对粗豪为诗、“恣意横为”,主张对诗的艺术法则一一理会。白沙诗作出于性情 ,发乎自得 ,在“鸢飞鱼跃”的物象中生发哲思。他的诗论与诗作 ,对于明代前期的复古拟古之风是一种反拨 ,同时对后来的文学解放思潮有重要的影响。     

船山诗学“以神理相取”论的美学阐释

“神理”是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明清之际的王船山论诗 也极重视“神理”，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以神理相取”的诗学命题。本文认为，“神理” 指诗歌创作过程中被诗人发现的富有独创性的形神之间、主客之间、物我之间、情景之间 以及意象之间的某种诗意的联系。“以神理相取”则是指诗人应善于发现并传达出这种诗 意的联系。与此相关，“神理凑合”乃是指这种审美联系不是冥思苦想得来的，而是在诗 人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审美感兴中发现的，因而是十分自然、毫无斧凿痕迹的。“以神理相 取”的结果是创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有无相生、韵味无穷的艺术意境与艺术理想。 可见，“以神理相取”说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属于艺术理想论范畴，它在中国古典诗学与美 学史上出占有重要地位。     

雪莱的诗学思想

雪莱的诗学思想体现在他对诗的性质、功用和诗人的地位以及诗的语言等方面的看法上。在诗的创作发生论上。雪莱继承了柏拉图的“灵感”说，认为诗是不受心灵的主动能力支配的，诗的灵感来无影去无踪。雪莱认为“诗本来是一种摹仿的艺术”，诗之创造是依靠融会与再现。同时，诗又是“想象的表现”。诗的社会功能在于促人向善，陶冶情操，扩大胸襟，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超越宗教和魔法的世界来说，诗人就是牧师和先知；对于在没有法律限制情况下生活的未来社会来说，诗人就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可首要的，他是解放者和探索者。雪莱认为语言是诗的工具和素材。诗是语言，尤其是韵律语言的特殊排列。声音和思想不但彼此之间有联系。而且和它们所表现的对象也紧密相关。     

宋代鬼诗论析

鬼诗即鬼魂所作的诗歌。宋代文人士大夫喜欢听鬼故事,谈论鬼神,并由此大量创作、传播、书写、收集鬼诗。宋代鬼诗创作繁盛,这些诗歌以宋人笔记、小说、诗话为载体,由文人加工、润饰而成。宋代鬼诗在创作心态上表现出娱乐性、幽怨性、预卜性等特征。鬼诗在宋代之所以流行,与崇尚巫鬼的社会习气濡染、高压政治氛围下需借鬼以讽人、鬼能诗好诗成为宋代文人共识等原因密切相关。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论哲理诗的理性精神和诗性品质

哲理诗之“理”莫不出于诗人“自得之趣”,其中蕴含的是诗人的个性气质、学养风度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与艺术把握。哲理诗偏于理,可以不失浪漫;哲理诗是诗,可以有理性的思辨。诗人与自然的亲和,自我人格的表现,确立了其理性精神的人性化。而诗歌在艺术化的过程中,其哲理有时是依附于象征意象,而寓意深刻则以语言精炼为表现形式,这使哲理诗终不失诗性品质。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谈李贺诗歌的变异语言

用现代修辞学的视角来欣赏古代诗歌，是不同于纯文学的，当然更不等同于纯语言的分析。李贺是个不同一般的诗人，他非常态的心理为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气质，所以，通感、移就等变异语言成了李贺的诗歌语言，同时，也成了我们进入“诗鬼”世界的路标。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诗与史

“六经皆史”,史、诗相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很有影响;西方诗学则更强调诗与史的不同,诗与史相混的观念几乎没什么地位。中西方诗学的这种差异,根源于历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诗和诗学的影响及关系不同。对诗与史的关系,中西方诗学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都认为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诗与史的联系不仅表现于发生学,还表现在诗人与批评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观念和诗与史互补互动等方面。二者区别不仅在于所描写的对象、所表现的内容、所塑造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等方面,更在于其主体性、真实性等等的不同。     

“时尚胡闹”与诗意的丧失──第三代诗潮的得失回顾

“第三代”诗是“朦胧”诗后的一批青年诗人实验性诗潮的泛指。它已定格成为历史了；然而在它鼎盛时期的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却是风靡全国的“时尚”。首先要肯定的，第三代诗潮的涌现并非偶然，它是继朦胧诗后的又一次精神的解放。如果说朦胧诗人的历史功绩在于“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恢复了诗的审美性质，显示了肯定自我的价值观。诗人将是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的自我引入诗中”①，那么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则在反叛的道路上走向纵深，他们继续轰击原有新诗形成的意识形态硬壳，追求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与之…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