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法学的博弈和共生:现状与冲突、回应与未来

人工智能元年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与发展,法学界反应尤为激烈,甚至产生"法律死亡"的论断。从人类历史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角度透视其本质,理性地得出人工智能是技术革命的阶段之一。但是,人工智能和法学在话语体系、应变性和价值方面的冲突将伴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对当前法学在应对过程中表现的态度、研究现状和研究方式展开批判性分析,指出法学博弈过程中的"胜利之道",形成人工智能重塑法学,法学走向新发展的共生局面。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学高等教育改革

人工智能技术为我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对法学教育也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从长期来看,法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目前存在法学高等教育与新兴科技结合不够紧密、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单一、对学生的有效输出能力培养不足等问题。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结合法学教育的特点,找到适合未来法学高等教育改革的合适路径。这种路径可以有效增强高等教育的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终身学习的态度,为未来法律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于佛教世界观进路的人工智能体开发探究

佛教认识中关于伦理问题的研究体现了生命体自我创生、自我组织的模式。佛教与认知科学的交叉融合,促使佛教世界观确信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到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编辑具有佛教特色的程序促使佛教世界观向人工智能体转化,可能代表了人工智能体开发的一条进路。在佛教独特的慈悲心与智慧的感应下,人工智能有望超越自我,因此人类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关系很有可能会突破单纯的智能体伦理界限,而走向人机和谐共生的前景。     

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演变及其调适——一个演化博弈的视角

特殊地理环境下多民族共生关系是在资源和生存空间争夺的过程中不断试错、调适形成的,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合作和竞争是各民族族际共生的重要形式,而合作是理想选择。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单纯局限于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动,而是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交织演进的动态过程,是在特定空间尺度中多界面关系系统性综合作用并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在多民族博弈的过程中,外在的合理干预对其良性发展很有必要。     

回到冯·诺依曼！（下）——人工智能的缘起、发展与未来

本文通过梳理人工智能的缘起和发展线条,重新认识冯·诺依曼等在人工智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试图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寻找到一条可行的冯诺依曼道路,即通过发展作为人工自动机的数学基础的博弈动力学,为人工智能特别是为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提供思路。     

从统计看中国航空法学的崛起 ——中国航空法学30年发展研究综述(三)

1979年～2009年期间,中国航空法学从蹒跚学步到悄然崛起,渐成独立的部门法学。30年来 ,研究成果虽然无法与成熟的部门法学相比,但也随着中国航空事业和航空立法的发展取得 了骄人成绩。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在充分认识到研究力量、研究方法、科研成果质量、研究 内容均衡等方面不足的基础上,注重自身理论的充实和加强对其他法学学科知识的吸纳与融 合。     

共生视角下第三部门“嵌入”的组织空间

运用共生视角研究第三部门的共生内涵,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急需第三部门的"嵌入",这一组织制度创新形式的双重性是共生的根本原因,比较优势、相互需求、多重博弈使得第三部门与其他组织选择共生作为共同生存方式,并形成互利、双向、变迁、多重、地缘等共生关系。     

人工智能时代的身体美学定位

人工智能对于人文学科的意义,并非在其对应的物理事实进展如何,而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锚定于未来的全新参照点,反思内置于人类主义中的问题。文艺作品通过虚幻的叙事将"正在实现的未来"提前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人工智能,感性维度会成为支撑"人之为人"的基点;而技术的发展又带来身体感官的改造和感知的重塑以及审美意识对人类身体的超越。具身化理论重新确证了审美意识与身体之间的内在共生性。同时,作为主-客体共同归属的身体,具有无限次的"自我指涉性",这恰恰带来意识生成所需的"涌现"效应。身体是意识和审美意识的前提和根源。     

台湾问题背后的中美战略博弈

台湾问题是美国霸权与中国和平崛起之间结构性矛盾的焦点。台湾问题演绎着中美战略博弈。中美战略实力对比与中美各自与台湾关系是制约台湾问题未来演变的两个战略关键,其中争取战略实力对比优势则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两岸关系"不统不独"状况只是阶段性平衡,它酝酿着中美战略博弈高潮。     

从“特殊性”到“去特殊性”——人工智能法律规制路径审视

人工智能已然深入当前的社会生活,不仅以机器形式表现人类智慧并渗透于人类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并且同时带来诸多的风险和潜在的危机。传统的法律体系对这一科技产物难以实现有效约束,当下需要以"特殊性"路径对人工智能实现规范。基于法律规范的困境和人工智能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的思路将人工智能的全部活动和状态以场域为单位的拆分,并以人工智能不同场域下的智能化或非智能化的状态、以人或物的身份进行分别的"特殊性"法律约束。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智能性的提升,需要进行与"特殊性"相对应的"去特殊性"路径,使人工智能可以不断趋向于人的身份融入当下法律体系。由此,实现在当前法律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对人工智能进行法律约束的法学时代命题。     

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的研究热点和动向分析

加强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就现有研究而言,学界对人工智能科学内涵的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对人工智能的理论观照和人工智能助推马克思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向度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仍存在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问题意识不足、对话缺失、教育工作结合不紧密等问题。未来需要在辨识与辩证中明晰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的问题域,在科技与文本中推进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形态建设,在阵地与场域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     

人工智能时代法学实践教育模式的五维变革

我国法学实践教育正面临着实践环节流于同质化与浅表化、实践教育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过于机械、实务人才供给与人工智能时代需求脱节的现实困境。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法学实践教育,有助于通过提供沉浸式的创新体验与多维度的评价机制等方式突破目前困境。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法学实践教育时,应注意对系统算法偏见的辨别与防范,并坚守法学教师在实践教育中的主导地位,避免过度的技术依赖。在人工智能时代,法学实践教育应在教育目标清晰化、教育环节智慧化、教育平台联动化、教育队伍复合化以及教育评价个性化五个维度实现路径革新,以实现人工智能与法学实践教育的双向良性互动。     

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机关系”探究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体现为人机异质同化、人机双主体互动、人机和谐共生关系。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具有了部分人的属性,在未来人机关系呈现三种可能：人机协调、人机冲突或是人机湮没。在人工智能环境下正确把握人机关系,根本在于坚守“以人为本”,以人的价值和利益为出发点规定人工智能的定位和发展趋势,引导人机发展的方向和可能,实现人机高度融合、协调发展。     

作为“类人艺术”的人工智能艺术

人工智能不纯粹是一种人工机器,但也不能等同于具有独立思维活动的主体,这种无法归类的溢出现象,正是技术革命导致文化调适过程中的挣扎心态之真实写照。基于当下的实践现实与技术期待,人工智能只能是一种"类人"智能,借助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因而只能是"类人艺术"。不过,人工智能艺术的兴起,挑战了我们对于既有艺术创作过程以及艺术观念的理解。从创作过程来看,人工智能艺术突显其"非媒介性";从创作主体特征来看,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是"互动共生"的结果;从创作意图来看,人工智能艺术主要探索艺术的"创造性"问题,它是一种"观念艺术"。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博弈分析

"商业秘密应否保护"以及"保护到多大程度"是商业秘密立法中两个最关键的问题.然而我们却难以单从法学的视角出发来解答这两个问题.在博弈理论看来,立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诸多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过程.因而立法者往往以一定价值取向为标准,来取舍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博弈所产生的均衡解.在商业秘密领域,立法者应以激励效能的实现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价值目标,通过"保护与不保护"和"强保护与适度保护"这两组博弈模型的构建与数理分析,对是否保护商业秘密以及如何保护商业秘密这两大问题中所存在的各种均衡解进行量化比较,进而得出科学结论,为商业秘密的立法工作提供可行性参考.     

法律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法律推理：性质与特征

法律人工智能既是法学与计算机、应用数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又指具有同法律人的思维功能相似之能力的智能系统,它可以分为强法律人工智能与弱法律人工智能。法律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法律推理拥有基于道义论推理以及基于实践理性推理的性质,具备超越性、辩证性、所依赖知识的特殊性、语用性、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和真值的不敏感性等特征。强法律人工智能和弱法律人工智能法律推理在每一特征上亦有所差别,这促进我们因应人工智能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人工智能法律推理问题采取不同的研究策略。     

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融合问题研究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构想,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统筹发展为目标,深深地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文化不仅为城乡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而且为城乡发展提供一种前瞻性的终极关怀理念。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由冲突到和谐,最终实现两元共生的文化发展目标的过程。本文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分析了甘肃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状与未来,以期对我国欠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代东亚国际体系变动与中国崛起的安全战略

近代东亚国际体系变动的"解构—重构"表明,东亚新秩序的成功构建至少需满足三个要求:以整合为基础、应对"变化"的能力、与世界体系的协调,由此决定了和平、崛起、秩序重建三者共生的中国对外战略的三重目标。然而"解构—重构"过程中东亚"东西南北"结构特殊的空间制约,产生了中国国防外交双重难题并存的现象:即双重挤压的可能以及安全与发展的两难困境。在海陆国家安全与发展两难困境不对称情境下,这进而决定了我国和平崛起的地域安全战略的择取方向。     

台湾“大选”后崛起的第三大党“时代力量”发展态势分析

2016年台湾"大选"后,"时代力量"成为台湾第三大党以及第三势力中最备受瞩目、强势崛起的政党。"时代力量"崛起与势力扩张与民进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民进党上台执政的角色转型,二者之间可能发展演化为复杂的竞合关系,可能对民进党的执政稳定也将带来潜在的制约与威胁。"时代力量"的发展对未来两岸关系带来的潜在冲击与影响值得关注,其不但可能策动"激进台独"活动,更推动加深台湾青年群体的两岸观歧见,将对选后两岸交流带来阻碍。     

遮蔽还是确证：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人的本质的辩证之思

人工智能就是要模拟人类思维,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今天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而技术的异化使得人越来越像机器,人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智能机器人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重塑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对人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挑战,人的自我认同遭遇了危机。面对人工智能对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发难,就要回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上。人工智能究竟是对人的本质的遮蔽还是确证,人机共生是否是可预见的未来,智能时代的人该去往何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辩证地把握人工智能与人的本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