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以贵州为例

本文使用贵州644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居住方式中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三代户及以上中的老人生活质量最好。二代户中的老人次之,再次是夫妇户老人和隔代户老人,独居老人生活质量最差。笔者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并构建出老年人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图。当前农村独居户和隔代户老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贵州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

利用贵州农村老人生活状况调查所得资料、对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刚进入中等水平,且生活质量随年龄增加而下降;男性老人的生活质量略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人生活质量越高;不同婚姻状态和不同居住方式下的老人生活质量存在一定差距,老人拥有儿子的数量对其生活质量有一定影响。针对当前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改善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应以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子老人为重点,在农村居住方式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优先关注和改善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     

分户不分居:代际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

据统计,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仍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农村地区三代共居家庭的比例高于三代扩展家庭。为解释这种分户不分居的现象,在天津农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logistic回归,探讨影响老年人居住方式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子代对代际支持的需求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方式,而老年人的自身需求则对居住方式没有显著影响。三代分户不分居有可能成为农村地区代际合作的主要形式。     

理想与现实: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

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和现实选择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而从婚姻状况的角度入手,分析不同婚姻状况下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的群体性区别。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居住方式仍主要以与子女同居为主,同时独居老年人的数量也有较大规模;男性老人更容易出现居住意愿与现实选择的差异;子女数的增加能够增加这种差异的出现;无配偶老人更容易出现这种差异。对此,从农村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老年人自身养老意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

根据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使用OLS模型以及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探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以及代际支持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以独自居住的老年人为参照组,与子女居住(B=-1.963,P<0.01)和与非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抑郁水平均较低(B=-1.691,P<0.05),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能获得更多的代际支持,得到家务支持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高(P<0.05),与子女见面频率高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低(P<0.05)。结果表明,居住方式对抑郁水平有显著性影响,代际支持在居住方式和抑郁水平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汉中市老年人生活方式中体育生活行为特征研究

文章从汉中市独特的地域、文化角度分析老年人体育生活行为呈现：＂高频率、长时间＂、＂个体锻炼项目多样性＂、＂群体性＂和＂实体性消费＂特征,分析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更为有效的社区体育工作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21世纪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的建立与重视和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重视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是国家、政府、社会和家庭义不容辞的责任。完善老年保障体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与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于代际居住距离的传统形态转变成信息社会下“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的分析框架,通过熵权法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比较不同代际居住距离下的老年生活质量,进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组中,子女居住于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弱于本户和本村的样本。（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使用下催生的“主动空巢”现象。（3）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仅打破了农村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扩展了适度居住距离的区间,还响应了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政府应夯实乡村数字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标高质量实现。     

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老年人自身状况以及代际关系等方面对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女性老年人不倾向与子女同住,儿子越多与子女同住的机率越小,女儿越多将增加老人选择居住的对象。代际互动变量比老年人状况变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力更强,揭示出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动以子女需求为中心的特点。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堪忧,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但女儿养老这一新趋势和新情况值得关注。     

基于“长三角”、“珠三角”经验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在三角洲的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在国家大力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政策背景下,随着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该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发展的经验,依靠区位优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引进人才,实现产业升级,建立以东营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走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基于“长三角”、“珠三角”经验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思考验开发黄河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在三角洲的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在国家大力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政策背景下,随着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该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发展的经验,依靠区位优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引进人才,实现产业升级,建立以东营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走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比较分析对象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存在诸多影响因素。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非农业人口、绿化覆盖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这四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第三产业产值两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的作用方向相异;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用地扩展的差异性较大。未来我国城市用地扩展的调控重点在于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重视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建设和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等。     

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双赢发展的政策分析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两大制造业中心,两地由于产业结构趋同,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将可能对各自制造业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运用偏离份额分析和规模/前景矩阵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明确两地政府实现制造业的双赢发展提出前瞻性的政策思路。     

城市群的发展与政府协调机制——以长三角和小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我国城市群发展仍处于形成初期,在这个阶段,城市群内不同城市政府的协调对该城市群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与小珠三角城市群已初步形成各自的政府协调机制,长三角已建立省际高层座谈会以及专题合作制度,而小珠三角由广东省省政府统一协调,而且很早就重视区域规划协调。总结两个区域的政府协调工作,对构建我国城市群政府协调机制可得出如下启示:重视行政区划的影响;制定城市群规划;不同城市应有正确的战略定位;务实。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行政学思考

长三角一体化主要是指在长三角区域内的资源、要素、人才、产品等能够自由流动,以及工业、金融、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包括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要求政府调整职能,尊重企业的选择,放开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流动,因此,共同市场建设首先是政府行为。各地方政府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推进长三角的区域合作,消除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区域整体优势,才能提高整体的竞争力,达到共赢的局面。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发展态势与特点

长三角都市圈是我国三大都市圈中发展较为成熟的一个,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中心之一。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壮大,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研究长三角都市圈,必然绕不过对长三角都市圈发展阶段的判断。本文正是从对长三角都市圈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发展态势的分析出发,按照弗里德曼理论对长三角发展阶段进行一个尝试性的判断,并提出了“多层次、多中心、多维向、多动力”的“四多”区域联动整合发展路径。     

区域行政与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区域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其区域经济一体化正稳步推进、有序发展,这为长三角区域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区域行政不断向高级深化,最后走向区域行政一体化。长三角区域要获得更快、更健康的发展,从区域行政走向区域行政一体化是其内在要求,也是其必然趋势。     

长三角城市金融辐射力研究

金融辐射力是理解城市金融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往往难以进行定量的研究.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威尔逊模型为解决金融辐射的问题提供了洞见.选取经调整后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融资额作为度量长三角各城市外向融资总量指标,用它来计算金融阻力.影响城市接受金融辐射的能力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城市的位置,另一个是金融阻力,后者反映了地方政府吸引资金的能力和意愿.用剔除了地理因素影响的金融阻力因素来度量各中心城市接轨上海的能力以及各自的金融影响力,并计算出它们的辐射半径,可见,长三角主要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网络,各城市的区域相互重叠,金融资源频繁互动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长江三角洲外资产业集聚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成为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外资的进入伴随着产业的集聚,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出现外资产业集聚现象原因的分析,总结了外资产业集聚的特点,并对长江三角洲外资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