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的屈原情结与人生困惑

后代士人把屈原作为士人的典范及命运舛错的知己来讴歌、赞美,造成了中国士文化心理的显著特色--屈原情结.解读屈原情结,便能揭示中国士文化的深层内蕴正是依附与独立的双重心态、功名与诗名的价值选择以及执迷而不知解脱的情感特征,造成了中国士人的人生困惑与人生痛苦.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两汉士人屈原解读之意义

在文学史上，屈原不仅仅以其作品光耀史册，并且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后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汉代的士人们首先为我们描绘出具体可感的屈原形象，并率先展开了对屈原本人的论争，开启了后代评屈论屈的先声。综观汉代士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到，他们首先不是将屈原作为一个文学家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士”的形象来接受，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士”的人格修养、价值标准的探讨方面。他们或将屈原称为圣者贤人，当作“士”的楷模；或批评贬抑他的为人处世；还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颂扬屈原的道德，一方面又批评其行…     

论冯友兰士人格思想的现实性和超越性面向

冯友兰的士人格思想凸显了士的道德人格和完美人格,冯友兰对士人格的评析以士人格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双重面向作为中心架构。士人格的现实性表现为士有道德与才学,超越性表现为士有完美的圣人人格追求。士的上层地位并非是唯一的,士风的反抗精神又体现了士人格的超越性。冯友兰士人格思想凸显了士的超越意识,士人参与社会现实又超越现实说明士人想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     

两晋士人好名之风初探

士人好名的风气并不始于两晋,而是在汉末便已经开始,但是两晋士人营名的风气却很盛行。两晋土人好名之风对当时社会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可是,直到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论述,本文试对两晋时期士人好名之风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现作一番初探。     

孔融与曹操的士人意识及其冲突

孔融与曹操,原先都是地道的士人,具有通共的士人意识,因个性及其学说的不同,政治军事的经营分判了成败,曹操上升为政治领袖,孔融还原为大名士。在互为需要的境况下,曹操需要孔融充当他的政治点缀,孔融需要借助曹操阵营作生存基点,两人形成了暂时的合作。曹操统一北方后,逐渐淡化了对孔融的需要,孔融则为保全自己名士领袖的地位,以名士风度对曹操进行了批判,最终彼此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冲突。     

论《儒林外史》中的真假名士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无双妙笔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形象,在众多的反面人物形象中,吴敬梓"尤嫉名士"。其时轻薄无行的假名士遍地横行,真名士却如凤毛麟角,几不可寻。究其因,首先是统治阶级以程朱理学和八股科举制度互为表里地钳制士人的思想,造成士人思想愚昧,同时极大地缩小了士人的生存空间。真名士也仅能独善其身而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去挽救颓败的世风。     

西晋前期政治思想的玄学化——以司马彪为中心

西晋前期玄学思潮虽然处于低潮,但是一股复兴的趋势已如潜流暗涌。首先,许多士人试图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性和希望,道家无为而治之理念成为士人共同的理想; 其次,士人们的礼仪观渗入玄学色彩,尚权变,在情礼关系上则偏重情感,因情废礼; 第三,庄子热依然持续。晋武帝平衡党争的举措以及玄学名士长期占据吏部尚书之位都为玄学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蓄积了政治能量。     

魏晋审美意识的嬗变

两汉时代 ,儒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 ,由于定儒学于一尊 ,汉朝士人的思想趋于保守复古。汉儒繁琐的思想方法导致了经学家重章句不重义理 ,逐渐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 ,对两汉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期 ,外戚与宦官专权 ,按照儒家的君臣之义直言上书的官员和儒生不但其忠言不被采纳 ,反而屡遭杀身之祸 ,极大地动摇了士人对皇权的信心。他们开始自觉地与统治者保持距离 ,出现了远离朝廷的归隐名士 ,这些名士虽然身怀济世之志 ,但却不为朝廷所用 ,只好以奇言异行的名士风度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儒学的正统地位逐渐地丧失了     

屈原人格研究述略

屈原生活在中国社会变化剧烈的后半期。社会结构的变革，西周传统政教的失范，使“士”这一阶层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分庭抗礼，其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屈原的心志与理念。他是被现实的烈火焚烧得只剩下灵魂和人格的光芒的饱经忧患之士，他对人生、家国的忧患意识，正是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开拓精神世界的情感动力。因此，对屈原人格的研究～直是历代学者的关注热点之一。在西学未传入中国以前，本上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提“人格”，往往定义在人类至高的道德品性的含意上，甚至等同于品格…     

屈原和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

(一)屈原对汉人的影响因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和具体人物的不同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对西汉前期士人的影响主要在品格方面,如贾谊、司马迁所受的影响,西汉后期至东汉,士人由接受屈原品格方面的影响,逐渐转为对屈原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评判,如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原的评判。(二)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汉代的淮南、吴、梁诸藩国皆盛辞赋,原因即在于诸藩国或为故楚地,或与楚地接比,其文化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还具有重在情感心理、深层意识、艺术情趣的特点。(三)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完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复归中又有扬弃的圆圈运动:由情到物,再回到情;由怨到颂,再回到怨;由真到假,再回到真。这个圆圈运动明显表现在由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抒情小赋的演变中。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楚辞·远游》作者考论

<远游>并不是屈原的作品,应为汉代人所作,当写作于西汉初年,不会早于汉高祖二年,也不会晚于汉景帝时代.<远游>所游路线与屈原其他作品中的神游路线大不相同,<远游>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境界与屈原大不相同;<远游>大量袭用<离骚>的整体结构和现成语句,可见两篇作品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远游>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术语、词汇,非屈原时代所有,而是秦汉时期的产物.<远游>可谓一篇反<离骚>的作品.     

战国时期贵士现象解读

战国时期,诸侯力政,在“得士则兴,失士则亡”的社会现实下,时君世主出于襄助霸业或生存发展之需要,给予士人无上的尊崇和荣光,社会上形成了浓郁的责士之风。士人凭借自身所拥有的“道统”优势和智能资源而自由驰骋、傲睨权威,铸造了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和抗礼王廷的辉煌,在“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时代大潮中充分展现着自身的价值。士的人格就在这种自由地流动、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批判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和高扬。     

忏悔与表现──对西方一种文化现象的考察

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义阐释方式，存在着一些困扰所有时代的原始问题。道德约束和个性自由的关系，大略就是这些问题之中最突出的一个。如果说，文化的演进并不像技术进步那样表现为不断的创新，而是常表现为向那些原则问题的反复回跃，那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卢梭的《仔海录》这两个典型样板，可以告诉我们围绕道德约束和个性自由这一原始问题的思想对话，如何在不同的水平上展开，以及，当一种取向作为时代潮流取得文化霸权之后，另一种取向又会怎样以新的形式彰显自己的独特健力和价值。为了讨论的方便，我门先从卢俊…     

略论士人心态对两晋史学的影响

较之其他时代,两晋士人普遍将入史、修史视为扬名后世的不朽之事,求名之心颇切,这是两晋史家在世道动荡中仍能撰写出大量体裁多样的史书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时期士人的天命思想有所减弱,史家多认为天命随时变动。天命有去就、天命不于常是两晋史家普遍认同的天命史观。两晋士人不再信奉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信条,他们开始积极探讨鬼神问题。众多史家将鬼神、怪异之事记载入史,造就了两晋史学喜谈鬼神的鲜明特色。迫切求名、淡化天命、笃信鬼神,士人的这种普遍心态促进了两晋史学的繁荣,推动了两晋史学独特风貌的形成。     

楚怀王丧葬礼与屈原《哀郢》题旨甄微简

《哀郢》题旨与《哀郢》篇名是否为屈原自拟有关。从《九章》及其诸篇命名来看,《哀郢》篇名可能为汉人所加,这种情况下“哀郢”的命名应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屈原流放经历密切相关,这也是明清之前普遍认可的对《哀郢》题旨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汉人对屈原之放的认识,与作品本身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为后人重新解释屈原放逐背景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出于对汉人解释的补救或反拨,明清之后诸多新说大都细致阐发屈原放逐背景,并与《哀郢》篇名相联系,较之汉人进步明显,但它们由后人视角出发,史料论据多不足,常存在附会理解。若《哀郢》篇名为屈原自拟,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哀郢当与怀王客死归葬联系紧密,取《周礼》“以丧礼哀死亡”之义。《哀郢》以哀郢都怀王之丧葬始,哀自身流放不能返回郢都终,屈原自拟《哀郢》篇名当隐括此义。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自由与道德规律的循环?——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意识到自由与道德规律之间"似乎无可逃脱的循环"。这个循环根本上关涉的是自由的实在性难题和道德规律的约束力难题。《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通过把我们辨析为"理智世界的成员"作为释疑之道。《实践理性批判》则把道德规律作为"理性的一个事实"而使其获得不可怀疑的地位,表现出了与《原理》的区别之处。但是这绝非部分解读者所认为的"巨大的颠倒",相反,《实践理性批判》是对《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释疑之道的明晰和深化,最终达致"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的完整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