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悲而不哀 怨而不弃——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的人生有着惨痛的经历,然而他既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通过《史记》我们了解到司马迁对人生之悲、社会之悲的不凡见解。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既是深刻的,也是超越的。他既看到了人性的劣根性、社会的弊端、人生的无常,又能立身高处,悲而不哀,怨而不弃。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之元动力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力,或说＂发愤著书＂,或说＂受于父命＂,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动力。透过外力影响和内在动机,可探究出司马迁著史的元动力。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生活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受时代风气影响,冲破了前人在尚贤、知人方面的僵化模式和世卿制的思想羁绊,在其伟大的著作《史记》中分别阐述了有关人才基本素质、成才、人才事关国家兴衰以及用才等方面的人才思想,总体上表现出实践性、开明性和人民性的特点。司马迁的人才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浅谈司马迁的崇高体验

司马迁为之作传的一些人物，或以事业，或以人格，或以才气，或以精神气质令司马迁倾倒，给其带来强烈的崇高感。作者将这种感觉融入笔端，后世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受到强烈的震动。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论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改造

仁学思想是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司马迁通过历史研究,认识到了"仁"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于是对先秦仁学,特别是孔、孟仁学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改造,孔子的仁学思想更是成为了他撰写《史记》、品评历代帝王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将从《史记》入手,论述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并分析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     

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演进

司马迁著成千古传世之作《史记》,其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许多探讨,太史公自己的《报任安书》更是早已剖明心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现有材料出发,挖掘人所未发,列论人所未论,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历程进行一次梳理,找到其思想演进的深刻原因,最终说明《史记》正是太史公思想历经磨难“蚌病成珠”的结果。     

司马迁王朝变迁观念刍议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更是一位哲人。他以清醒的头脑思考着三千年来历史上王朝更替变迁,在付出毕生精力凝结而成的《史记》中,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天道与王道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视势办事,巩固统治。     

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他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他在《史记》中将民族精神人物化、形象化和故事化,在众多人物形象和故事中着重表现了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司马迁还将民族精神哲理化和道德化。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事业,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司马迁心态流程探幽

特殊的家庭出身和早期教育,使司马迁形成了儒道相融的思想倾向和对历史学的兴趣;青年时期的漫游造就了他积极向上的外倾思维个性,具有较强的意志力,人格结构较早成熟;李陵事件使其性格迅速转向内倾思维型,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对社会、人生、历史的思考进入了哲学的层面,对《史记》的创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     

汉代文人屈原情结的成因

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留存,屈原情结深刻地影响着两汉文人的人格持征和创作心理。穷困,包括政治穷困、心理穷困以及文人个体命运的不幸,是屈原情结在两汉文人四百余年的心理历程中得以型塑并传承的原因。     

经学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的发展对司马迁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影响又是多方面的。经学的发展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观念和《史记》创新体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论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的笔法

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时表达了三种叙述倾向,一是选择典型事件从社会运动大势的角度肯定吕不韦在秦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二是针对吕不韦淫乱秦宫闱一事,表达了道德批判的立场;三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了吕不韦的形象,在充分肯定《吕氏春秋》的基础上,以价值评判为尺度表达了赞赏吕不韦的态度。吕不韦及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在秦国政治史中有特殊的意义。《吕氏春秋》通过介绍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为秦统一关东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找到了理论依据。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是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的,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肯定了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在秦国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在本传中,司马迁采用"互见法"重点叙述了吕不韦一生中的两件事。一是采取措施,优先发展农业、奖励耕战;二是选拔和重用贤才,同时也对吕不韦的投机行为进行了批判。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