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的性情理论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诗歌有着由《诗经》所开创的抒情诗传统。诗歌表现人性和人情的特点,在历代诗论中受到普遍的关注,逐渐形成传统诗学的核心范畴———性情。性情理论,也就成为传统诗学的核心内容。因此,中国传统诗学是肯定和张扬人性、人情的人文诗学,是突出诗人主体作用的主体诗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文艺学反思与文化诗学走向

文化诗学乃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文艺学的全新整合 ,其实质是从方法论上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空间 ,从价值论倾向上指向人文精神关注 ,从意识形态角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情怀 ,文化诗学的目的在于提倡一种逼近历史现实的具有生成性、互文性、多元化的文艺学。     

文化诗学的哲学基础

本文认为以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为文化诗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落脚点,因为无论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还是国内的文化诗学,其共同的、最终的追求都是人类意识的成长与人性的发展和完善,而这一点正是文化哲学所集中关注和探讨的问题。本文从文化诗学的哲学精神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两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阐述。     

从文化到文化诗学——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指向两个对立的观念--限制和流动,而文学是各种界线在文化上强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再现了文化的"即兴表演"结构.他的"文化诗学",正是一种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阐释范式的努力,以便窥见文本与看似外在于它的社会的关系.但是,与文化研究不同,文化诗学仍然坚持文学形式的一面,而与文化唯物主义不同的是,文化诗学更关心权力在过去而不是现在的运作.     

中国古典诗学体派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典诗学体派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为萌生期,唐代为成型期,宋元为展开期,明代为兴盛期,清代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寻源溯流性、分析比较性、反思导引性三个方面.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谈当前"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不同旨趣

当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将它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混同。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文化诗学”立足于我国的文学现实,既注重文学内部研究,也重视文学外部研究,追求文学诗意的王国;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旨趣却指向文化政治权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诗学——试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内蕴着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因素,特别是他对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政治的透视和解剖,使其理论披上了扑朔迷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版本。虽然不能把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完全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但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对它的影响,并可以从这一视角来透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一是历史思维和历史的解释原则;二是秉持一种整体的文化观;三是对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揭示。     

格林布拉特与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步入了本土化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者倡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一类是以刘庆璋为代表的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文艺学学者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承继性研究.这两种文化诗学理论都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其理论研究给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胡适派诗学对中西美学诗学的偏取及其得失

胡适派诗学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美学诗学的偏取上的。胡适诗学的理论依据:其一是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其二是西方意象派的诗学主张。一方面,胡适派诗学家以自己先行预设的诗学观念来切割中国诗学史,强行把中国传统诗学划分为文言与白话,舍弃文言而偏取白话;另一方面,则以自己因受到白话报刊文章的影响而形成的白话观念,来接受西方意象派诗学,从而对之进行了有意的误读。胡适等人以此为基础所建构的初期白话诗学观念成为初期白话诗人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是导致初期白话诗艺术成就低下的根本原因。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文化诗学的实践之路——以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视域

＂新历史主义＂并非西方的专用词,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就可究其源、探其本。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整个当代文学紧密相融,它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一起萌芽于80年代初中期,并以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样式成为90年代文坛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新风。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现实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实践累积而成的,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归纳出中国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从产生到建构其内涵的独立性及其特征的部分相似性,还可以窥探到文化诗学理论的发展走向。     

沉默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域下对《挚友》的解读

俄罗斯作家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的历史题材中篇小说《挚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为历史背景,书写了战争中3位德国年轻人之间真挚纯真的友情故事。小说打破了后现代理论文本阐释的桎梏,将历史与文学纳入同一符号系统之中,消解了原有的宏大历史叙事批评模式,关注战争权力边缘“他者”的话语。通过描写拉尔夫等小人物的轶闻“小历史”,逝去的战争空间得以重构,作为阐释者的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重塑,对战争产生了新的价值认知。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本文分三个部分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揭示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认为诞生于８０年代初的这一文化思潮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其次，讨论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研究”的新历史观问题，指出格氏的真实意图在于打破传统的“历史一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和符号系统，而历史与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作用力场”，并使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和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现象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最后，阐释“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认为“文化诗学”事实上是延伸发展了一种“历史诗学”的概念，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     

中国文化诗学的实践性

中国文化诗学的精髓是追求一种整体性研究,它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而双向建构是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其重点有三:一是内外结合的双向建构,二是异质文化的双向建构,三是文本在古今对话中的双向建构.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

历史记忆问题主要缘起于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终结话语,实质上是作为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形态尚未成型的历史知识型.通常认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史学层面解构历史意义的再现形式,在文学层面建构历史意识的分析模式,在理论层面呈现文化史的诗学空间.本文考察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叙述形式”问题之缘起,分析它作为“视域行动”效果之实质,以及探讨它作为“活态历史”意识之导向.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论新历史主义历史文化诗学的作家主体观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诗学消解了近代以来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观念,重构了作家主体的新形象.它认为作家主体不是一个先于文学活动的、本原性的、既成的主体事实,而是通过文艺活动的文化赋予和自我塑型,是解构和建构的同时展开.作家在文学活动中是赋有各自历史性的阐释主体和商讨主体,而不是纯粹的反映者或创造者.作家对权力话语的颠覆和权力话语对这种颠覆的包容同时并存于作家的主体性中.     

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应该扩容更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间对话互补关联的研究。新历史主义在文化表述的非等级制、历史表述的非连续性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商讨,它将历史诗学推进到叙事历史诗学阶段,造成当代文艺观念的深化与"问题化",成为导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层出不穷的深层动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对其超越与局限做了简要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