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的核心论析

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核心是司法权力的正当行使和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司法权力的正当行使主要是指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正当行使。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既是司法权力正当行使的结果,同时又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核心要求。     

权力运行视角下审判权与行政权冲突研究

审判权与行政权同为权力分立的一支,本应处于并行不悖的状态.然而,行政权的恣意扩张招致审判权的逐步萎缩甚至失准.试观此矛盾,从权力的关联性到权力的重新定位,审判权与行政权并无强弱之分,亦无高低之别.两者的冲突解决不能依靠权力的单方面压制,而是基于权力的合理配置,配置的基点则又回到了司法最终救济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上来.     

对中国司法改革理论的反思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设计各种各样 ,但有些思维倾向值得反思 ,其中最集中地反映在司法改革的观念问题上。我们的司法改革理念应该说并没有问题 ,这就是反对腐败、公正司法、提高效率 ,但问题可能在于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具体方案。我们认为 ,试图通过形成司法改革的一致意见 ,并把其作为改革的条件的想法也许是幼稚的 ;把革命思维运用到司法改革的设计中也是有问题的。在司法改革的问题上 ,从点滴作起的改良思维是目前形势下的最佳方案 ,从小处着眼 ,长期坚持可能是达到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的最为经济的途径     

配置与行:论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关系

在宪政视野下,刑事司法权力基于相互制衡的原理。普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具体表现为通过令状实现审判权对侦控权的科学干预,防止侦控行为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侵害。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权和检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存在分歧,审判权对侦控权的制衡乏力,导致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以宪政原理为基点,科学配置我国刑事司法权力,建立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     

法院定案权去行政化的现实思考

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是推进法治体系建设的坚实保障。院、庭长审批制改革关系到审判权尤其是定案权的归属,是法院去行政化改革的主要抓手,对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具有深远意义。当今法治环境下,院、庭长审批制的存在有现实因素和体制背景,其存废将是一场渐进式的改革进程。因此,在承认审判权和审判管理权相对分离的基础上,设定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的行使范围和方式、合理设定审判权和审判管理权的相应责任,是院、庭长审批制改革的阶段性策略,建立主审法官责任制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则是法院定案权去行政化的长远目标。     

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系统论阐释与展开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对十余年来我国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进行简略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司法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应当引进系统论的结论。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顶层设计必须关注这个系统工程的价值起点、时序性、整体性和有序性,妥善标定司法改革的目标、选择司法改革时机、采用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路径、推进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今后审判权力机制运行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对审判权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对审判管理事务和法院行政事务采用科层制管理模式,实现"裁判的归裁判,管理的归管理",促进权力配置和运作的效益最大化。     

民国司法院:近代最高司法机关的新范式

从清末司法改革到1947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和修正《司法院组织法》,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近代中国形成了特有的最高司法机关模式——司法院。在司法行政方面,大理院自始便拥有非常独立的院务自主权,司法院承袭了这一权力,并加以扩充;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是否合一的问题是民国制宪时反复争论的问题之一,但事实上司法院长并不直接从事审判工作,所以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从未真正合一。司法院继承了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权,并将其规范控制权扩展到宪法解释领域。民初大理院、平政院(肃政厅)分立,开日后司法院内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并行的先河。可以说,在《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之前,司法院体制已经渐趋成熟,甚至宪法本身也无法另起炉灶,根本改变既有的中央司法体系。如果说司法院本身的制度设计尚有可取之处的话,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际的司法运作则是腐败盛行。     

论司法职权配置中的分离与协作原则——以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为中心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目标。在司法职权配置过程中,应当坚持分离与协作原则,以确保不同执行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应当背离协作原则。在各地人民法院推动审执分立改革的语境下,应当更加重视审判权与执行权之间的协作,对刑事、行政、民事执行体制的改革做出统筹规划。     

司法改革:司法本性的沦丧与重塑

司法的本质特性有 :中立性 ,独立性、专业性、民主性、权威性、被动性。我国的司法制度和近年推出的部分司法改革措施有许多方面违反了司法的这些本质特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司法制度的缺陷和司法改革措施进行分析 ,以期探索我国司法改革的正确途径     

论我国司法运行特色及其改革进路

研究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走出三权分立理论的司法即审判、审判即诉讼的认识误区,厘清我国审检并列司法架构与西方国家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格局存在的结构性差异,探求我国司法以程序正义为基础,以实体公正为主导,以化解矛盾为根本,以强化监督为保障的运行特色,在宪政框架内把握司法改革的进路和重点,推进检察权、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历史时期新疆园林业的发展及特点

本文分析了新疆园林业的成因,阐述了各历史时期新疆园林业的发展,总结了新疆园林业演变的特点.     

清代大庆地区的驿站

清代大庆地区的驿站主要有大庆市肇源县辖境的茂兴站,乌兰诺尔站等。这些驿站是为驱逐沙俄的入侵和雅克萨反击战的胜利而建的,是东北地区驿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黑龙江地区的边防建设、土地开发、经济、文化交流和城镇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

公元 1 64 4年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 ,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清朝中央政府 ,乾隆二十四年( 1 75 9) ,清朝在征服准噶尔之后 ,进而清除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封建割据势力 ,统一了新疆。清朝对全国的直接管辖 ,表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完成。清政府为维护政治局面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民族、宗教问题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政策 ,允许新疆各民族穆斯林保持其伊斯兰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正常的宗教生活。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即叙述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情况。一、宗教信仰与宗…     

高校档案利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

搞好档案利用工作是开发高校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针对目前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在澄清认识、加大宣传力度、增加经费投入、改进检索手段、丰富馆藏量、提高人员素质等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档案利用效率.     

特定语境中的义位变化

语言义位由一定的义素组成义位结构。当语言义位进入交际后,受到语境信息的影响和制约,导致产生与静态时不一致的、新的言语义位结构,形成言语义位。言语义位形成的轨迹是,语言义位义素的变化,引起语言义位结构的变化,诞生言语义位。义素变化的方式不同,义位变化的程度也不同。     

多元发展混声合唱--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诗创作概貌

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诗发展可分为两段:1987年以前为前半段,其重要特征为现代主义和乡土诗的对立与融合.1987年7月解除戒严后至1989年为后半段,其基本走向为本土诗与后现代诗并存.新闻诗、录影诗、环境生态诗、政治诗、本土诗、后现代诗的出现,说明80年代是一个多发展、"混声合唱"的时代.     

论近年来我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重逻辑倾向

文学史的著述形态和语式主要有三种:重历史;重逻辑;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近年来,重逻辑形态渐成我国当前文学史研究的主流,甚至有过于主观化的倾向。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二是我国学术界对百年文学史进程反思的矫枉过正;三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浮躁和世俗化的氛围。其实,任何对文学史“重写”、“重构”等的努力都不能无视文学史的“史”的特性,因为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学史是一门科学。文学史研究要走出主观性的迷雾,关键是坚持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把握与追求,吸收重历史学派的合理内核,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论我国新时期和平观的价值取向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 ,邓小平、江泽民及我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大量关于和平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主要包括 :我们的和平观追求的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统一的和平 ;是积极的、真实的热和平 ;是建设性、创造性的和平 ;是公正的、共享的和平 ;是理性、持久的和平。明确这些价值取向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和平的对外政策及和平崛起发展战略。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变革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变革主要包括 :读者范围的重新确立、新的知识传播载体出现、流通服务手段的变革、流通服务系统的重新定位和馆员角色的转变 ,正是这种变革才推动了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山西高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高校法制教育,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以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质、树立依法治国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引导学生做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为目的,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等途径进行的一种教育教学活动。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的对策在于,加强教育立法,完善高校法制教育法律体系;加强阵地建设。创建高校法制教育的良好氛围;加强学习和培训,提高高校法制教育师资素质;加强规范化建设,充分落实高校法制教育机制;加强家庭、社区教育,构建学校教育和家庭、社区教育相结合的网络;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评估机制,确保高校法制教育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