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刚”

"剛"字的甲骨文形体,其繁形从网从刀从牛,会用网和刀捕杀牛之意.在词的发生层面上,"剛"字的本义域构成为用工具捕杀[义素(1)]性情剛烈倔强的[义素(2)]公牛[义素(3)]."剛"的词义系统的形容词系列,应以"刚直;倔强"义为起点.《说文》"剛,强断也"的训释不确.     

释“告”

分析了"告"字的甲骨文形体,其形体构成为上"牛"下"口"的会意字."告"一词的本义为祭告义,"告"的形体下方的"口"则用来表示祷告义."告"的字形义为祭祀时用牛牲并面对牛而祷告.《说文》分析"告"字的形体不确.     

释“去”

分析"去"字的甲骨文形体,为上"大"下"口"的会意字."去"一词的本义为"离去"义,而"去"的甲骨文形体上方部件"大"为一人,表示正在离去,而下方部件"口"则为另一人之口,表示另一人对离去之人正在说送别之言.<说文>"去"的小篆形体已从甲骨文的初形演变成了"从大,( )声"的形声字.     

释"喜"

分析了“喜”字的甲骨文形体,其形体为上“”下“口”的上下结构。“喜”字为会意字,其形体表示人们在面对具有浓烈喜庆色彩的鼓时发出欢乐的呼喊声。“喜”一词的上古音本身即为人们在欢乐时发出的愉悦赞美之声。     

释“■”

“刃止刃止”字的篆书形体“从四止”,为会意字,其中朝向为上的两足状和朝向为下的两足状,当为同一人之足。其形体义指的是某人在泥泞的路上向前移动却又向后的滞氵刃止刃止难行的状态。     

释“禽”

“禽”字金文的早期形体上为部件,的含义为天盖状。“禽”的金文早期形体为用长柄上有网的工具在天空中擒鸟状。“禽”的金文后出形体将早期形体中的部件“”形变为“今”,从而将原来是会意字的“禽”改造成形声字。《说文》对“禽”字的训释和形体分析的不确之处。     

释“委”

本文分析了"委"字的古文字形体,"委"字为会意字,其形体义为妇女背着禾物状.在综合考察了"委"的字形义、"委"一词在先秦典籍里的用法以及"委"的同源词情况以后,"委"一词完整的发生背景可重构为妇女背着[义素(1)]枯萎的禾物[义素(2)].<说文>"委,随也"的解释,实为"委"的引申义用法.     

释“罷”

“罷”（今简化为“罷”）字的形体义为用网捕熊,“罷”一词的本义为“停止”。《说文》对“罷”字的形义分析不确,而“遣有罪也”的训释则为“罷”的引申义用法而非本义所在。     

释“社”

“社”乃古代中国之重要礼俗,源于原始“地母崇拜”。古文字“土”“社”一字,其造字意象原型众说纷纭,有“土块说”、“男根说”、“女阴说”、“神主说”、“祭坛说”、“地母肚说”等。笔者认同“女阴说”,从文献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维视野,对社祭之源、社主原型等进行了论证。“社心．”之点乃经血、产血之象,“血祭”、“衅礼”、“血盟”等古代礼仪皆源于“生殖崇拜”。     

释“永”

“永”的常用词义为“长”，但“永”的本义向来众说不一。“永”的甲骨文形体有四种形式，“永”是“泳”的本字，“永”借表“咏”义，“咏”与“谅”为异体字。“永”、“泳”、“咏”、“谅”音义关系密切。     

“面子”新释

面子是中华人之一重要的文化——心理概念,它大体包含着情面和体面两层涵义,又分别对应着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内圣和外王两方面的内容,如行义和隆礼。就其产生的原因而论,面子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生理想、精神价值、道德境界深层文化——心理的一种反映。家族伦理型的传统心态文化和即伦理即宗教的内在超越性的道统传承是中华人,尤读书人面子观念凸显的主要原因。而＂居仁由义＂、节之以礼的中庸把握则又是面子观念发挥正、负社会功能的关键所在。     

释“僅”

"值"在中古曾"多、馀、颇、甚之意",但在宋朝之后此义逐渐消失,"僅"仍表"少"义.文章从声符表意入手,系联同源词,探索其词源义,得出其声符"堇"是两个古字形讹变的殊途同归,僅的词源义为"少".     

释“让”

“让”字现代汉语基本义与其本意相去甚远 ,实际上是两个词 ,“让”字古汉语本义至今活在方言口语中 ,而现代汉语“让”字基本义是“攘”字的假借字。让与攘、纟襄三字间有复杂的形音义关系 ,本文详析其间脉络及关系     

释“异”

对于汉字这样一种表意性很强的书写符号来说,由于其超时空性,其形体变化较音义来说是比较滞后的,这已成共识.因此,这更有利于根据文字的滞后性这一特点来探查字的音形义的发展源流和变化."异"的文献常用义为"不同",但"异"的词源义是什么,其命名的理据是什么,意义发生了哪些变化,"异"与"異"之间的意义何时转化、怎样转化,与"巳"、"已"、"昊"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说明和解决.通过对"异"在字典辞书中解释的考查以及对"异"古文献用例的梳理,试图解决以上问题.     

“走出疑古时代“的顾颉刚史学研究

对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成就及影响的研究与评述是中国" 20世纪学术史里的一个中心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顾颉刚读书笔记、年谱、各种遗著的陆续出版,多部生平与学术传记的问世,进行全面研究与评价的条件日益成熟;同时由于田野考古的丰硕成果和中国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提出又使这一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总的来说,研究者在批评顾颉刚疑古过甚的同时能充分肯定其在思想解放和新史学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很多研究者进一步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对顾颉刚学术思想渊源及形成过程的梳理、其史学观念、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顾颉刚与同时期其它史学家的比较研究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研究领域.     

释“滚做”

制义修辞形态受到命题方式、经学观点的直接影响,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和文章风尚息息相关。明清时期,乡、会试制义文的命题方式经历了一个从冠冕正大、语意完整到逐渐出现语意不完整的小题的变化过程;而经学思潮方面则出现了对朱熹集注持审慎态度的经学观点,这些都对制义修辞产生直接影响。“滚做”是一个制义修辞术语。它既是对文章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晚明科场命题方式的回应。它初现于嘉靖时期,盛行于万历时期,并在清代制义写作上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深入概括。它以独特的方式塑造着晚明以来制义文的美学形态,也呼应着时代的审美思潮。     

顾颉刚对“古史辨”的自我反思

顾颉刚在"古史辨"兴起的学术渊源、研究内容、学术宗旨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或反思.他认为,"古史辨"之兴起乃是多种因素的汇合,是古与今,中与外交融的学术结晶,即怀疑的精神和历史演进的方法;"古史辨"即史家的考辨古史,所辨内容是伪书、伪事、伪史,三者不可割裂;"古史辨"是一项长期的、开放的学术事业,有它自己的路径和旨归,破坏是手段,建设才是目的.     

费孝通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之争探微——兼论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围绕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费孝通先后提出过两次质疑。第一次质疑是学界所熟知的1939年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分歧主要在“民族”的界定标准上：顾颉刚以中华民族为参照对象,更看重主观上的认同意识;费孝通并没有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而是立足于西方社会人类学知识,强调不同群体在文化、语言、体质方面的差异性。后来,当费孝通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则接受了顾颉刚的基本观点。第二次质疑是1993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古史辨”在思路上存在没有解开的矛盾。这次质疑的关键在于费孝通认定顾颉刚“没有重视一切思想在当时必然有它发生的历史背景”,但事实上,立足于“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这一观念分析中国古史的“层累造成”,正是顾颉刚考辨古史的特点。所以,第二次质疑更多属于费孝通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误解。“古史辨”破坏的是有关中华民族的传统或前现代叙事,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则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中华民族现代叙事的起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解不开的矛盾。     

基于“落英”论证的古文字词训释方法研究

“落英”争论至今未歇,各家论证之义未必让人认同,但其研究方法却不无可鉴之处.从“落英”词义论证得到一般古文字词训释方法的启示,以期对语文教学和汉语语言研究有所帮助:解释古文字词,从训诂学角度加以训释往往是最重要的方法,传统的训诂学从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着手加以训释；其次,组合搭配、文理、情理以及非文学角度也是训释古文字词不可或缺的论证方法.     

浅谈时间副词“刚”与“了”的共现

通过考察动词进入＂刚VO＂＂V了O＂＂刚V了O＂三个结构的合格性以及表达的体意义,得出动词＂点性＂由强到弱的渐变连续统,认为＂刚V了O＂结构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动词本身既能单独与＂刚＂连用,也能与＂了＂连用;结构的体意义与动词与＂了＂连用时体意义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