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战后善后救济的临时性组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并在沦陷区和战争区设置了分署,负责执行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工作分救济和善后两大部分,救济工作主要有协助难民返乡、城乡紧急救济、收容流浪儿童和老弱残废,以及以工代赈。善后工作则包括水利、交通、工矿、农渔、卫生等项事务的复员。善后救济工作的开展对于战后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社会的安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善后救济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宏观政策研究

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困难形势下及时有效地在国内开展善后救济活动,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善后救济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寓救济于善后之中"、关于善后活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管理善后与救济事业的不同模式、善后救济事业要防止舞弊和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实行,对救济难民和重建家园有帮助,但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     

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以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进入了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善加利用,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决策一再失误,在处理与盟国关系的问题上,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因驻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是否应向中共部队提供部分租借物资问题等,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引致美国朝野对重庆国民政府极为不满,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学术建国与国学运动的兴盛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艰难和民族存亡之际不仅考虑到抗战与建国的关系,而且重视保存民族文化和坚持学术研究,体现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文化战略的指导下,国学不仅未因战争的烽火而停止或消散,反而得以发展壮大,使陪都重庆成为国学运动的中心,并再造国学的辉煌,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韧的不可征服的精神。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外交

中国共产党外交的真正开端,应始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合作。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外交政策,加强与美国政府的联系与接触,促成了中外记者团的出访和美军观察组的派遣。作为与国民党政府保持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美国政府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等于在事实上确立了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种准官方关系,由此开辟了“从延安走向世界”的新局面。     

国民政府两次难侨救济之比较

本文对国民政府的两次难侨救济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政府救侨动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华侨对民国创建和抗战救国的贡献,救侨措施的大体相同体现出近代中国农本经济的现状,救侨成效虽未能如愿,却稳定了社会秩序和强化了华侨的归属感。国民政府对失业华侨的救济,既是近代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对遭遇困难的侨民的救济,又为抗战时期战争难侨的救济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救侨思路。日后新中国处理类似的华侨问题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模式。国民政府的救侨工作,其历史意义还是十分重要。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应对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向大后方转移等各种战时特殊状态,在蒋介石主导下,中国国民党在党政军决策体制及其架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和改组。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扩大改组军事委员会以及南京失守后的政军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稳定国民党的战时领导层,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利于贯彻国民党的抗战决策,并使国民党领导层尽可能做到一致对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家纪念日的增设与民族主义的彰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从传统和现实出发增设国家纪念日,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媒介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手段。国民政府通过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孔子诞辰、民族扫墓节等新增的国家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组织募捐、素食等社会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纪念话语的"国难"叙述,不仅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怀,而且有助于动员广大民众共赴国难,积极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活动之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筹划接收东北的部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筹划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并作了一定的行政与军事准备与部署,但蒋介石等官员囿于私心自用,在人员任命上用人不当,军事部署上没有灵活调整,各种政策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而改变,结果恶化了中苏关系,使中苏的东北接收谈判障碍重重。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的国家定位(1943-1945)

国家定位即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综合实力和外交政策需要,对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看待与界定.1943年-1945年间,国民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对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进行界定,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参与国际体系的创立,逐渐找到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国际地位,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身份认同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胜利无法掩盖内政的失策之举,为新政权代替也是历史必然.然而,历史的外交遗产将影响着下一代中国人的寻求独立自强之路.     

论近代上海的俄侨社区

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上海接纳了异国他乡的人们,也融合了各国各地的文化。提起近代上海的霞飞路,不由使人想起上海的白俄、上海的俄侨社区。本文拟从近代上海俄侨社区的建立、繁荣来说明异质文化共存产生的交流、冲突是不同种族、民族、文化之间建立理解、相容、竞争的协作关系的必经通道。近代上海文化直接受惠于世界各种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上海都市也为外侨居留民展示多元异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社会正义抑或经济效率:论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公司制的推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转变思想,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中心,在国营经济事业中积极推行公司制度。首先是以接受的沦陷区日伪企业为基础组建了一批国有独资大公司;新《公司法》颁布后,据此将其大部分改组为有限公司;在1948年币制改革过程中,又将部分改进为股份有限公司。此种转变涉及到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等基本价值判定,关乎重大经济与政治问题,引起了多方面的争论。处于复杂而矛盾心态下的国民政府谨慎而保守,在公司制的推行过程中更多地选择"有限公司"的形式,采取了大量保留措施,使得政企分开的意义大打折扣。尽管如此,它在探索国营事业经管体制的现代转换上,仍具重要意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广东对难童的救济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日军的侵略,广东地区出现了大批难童。对此,广东省政府及社会各界采取制定救济方案、设立救济机关、增拨救济款项等一系列措施,将难童从战火中抢救出来。同时,通过"管、教、护、养"等救济活动对难童进行了身体和心理的教育和救护。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广东省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难童的救济行为是难能可贵的。     

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感伤的行旅--论侨寓者返乡

"返乡"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叙事母题,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早就得到了十分成熟而完整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独在异乡为异客"生存体验,或许主要源于封建士子漫长的游仕经历和出仕异乡的羁旅行役.知识者的"侨寓"身份由此确立.20世纪30年代,在关于乡土小说的论述中,鲁迅"侨寓者"概念的提出,是对乡土小说中离乡者身份认同焦虑的理性把握.在以<故乡>为代表的一批乡土小说中,乡村失语是返乡者最为沉痛的乡村发现.而在新时期以来带有现代主义特点的乡村叙事中,有些作家如莫言对传统的乡村叙事模式也存在一种有意消解倾向,表现出一种"反乌托邦"叙事.     

国民政府时期的节约运动与国家构建

国民政府时期由蒋介石主导推行的节约运动,横跨中国现代史达20年之久,其整个开展过程贯穿了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抗战建国等重要历史事件,影响广泛,是透视现代国家构建的一扇重要窗口。尽管国民党政权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非常重视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控制,但由于自身面临多方困境,使节约运动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能量,国民政府也无法从中实现社会整合,达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诉求。     

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残酷迫害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难童,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民间救济团体在大后方建立教养保育院收容难童.在后方的难童救济中,具有政府救济机构为主导、民间救济团体广泛参与,教与养并重,知识与技能并重,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适应了抗战特殊时代的需要,难童教养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论1939年天津事件后的国民外交运动——兼论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应对

1939年的天津事件是在抗战初期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发生后,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谈判中向日本妥协,此举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英日协定的签订更是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对于事件后的国民外交运动,国民政府表现了支持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也对其进行了鼓励和引导,从而形成了民众、国民政府以及中共在事件后的三方互动局面,为维护中国主权和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