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对后现代性话语的超越——兼论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之理论局限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是多面的,想要实现新的叙事模式并构建自成一派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对后现代性话语作出回应和超越。后现代性话语的出场与在场离不开西方社会的文化与危机,但它不但没有反映和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普遍现代性问题,反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号召力、社会凝聚力、政党公信力等产生了负面影响。以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为例,其作为后现代社会的图景和社会方案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匹配与兼容,其执行性更加偏向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过于超前与理想化。总结实践与理论,正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明确现代化发展方向,坚持文明发展特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团结凝聚社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才实现了对后现代性话语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显著特征与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叙事话语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积极建构是对西方现代化叙事话语的精准解构,解构与建构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演进过程中呈现双向互动;在显著特征维度,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共建与共享,凸显为依靠人民建设和促进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世界意义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简单等同、极大鼓舞了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不断推动了人类社会实现整体文明进步。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历史性地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不仅始终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正在引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未来走向。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防控意识形态风险和挑战，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重大问题作出针对性部署，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在话语权威、话语基础、话语叙事、话语阵地、话语标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五位一体”的整体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坚持话语批判与话语建构的有机统一，引领意识形态话语走向。     

文化软实力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路径探讨

新时期应当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增强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支撑,文化软实力语境下,应当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涵,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整体认同;应当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社会意识系统的统摄地位,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人对话的能力;应当探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阐释路径,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诠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际战略结合起来。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逻辑进路

新时代中国话语不是单纯随时间意义出现的概念,而是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下,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而增强话语自信和话语影响力的必要举措。从话语建构的价值意蕴来看,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写照,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创新诠释,是对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有力佐证。而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为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提供了立足点和生长点。从必然、实然、应然三重维度把握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逻辑进路,有助于在理论上理解话语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在实践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贿赂犯罪立法体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回应

对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科学评估，是评鉴立法与学理正当性的重要机制。中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以“分体式”“行为群”、法益实质损害为中心加以构建，在法理结构与犯罪治理功能上存在着“三重危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贿赂犯罪刑法体系更新应当实现：在立场选择上坚定积极治理主义导向，转变刑法功能定位，前置刑法介入基点，弱化刑罚强度，增加刑法干预能力；在优化方案上建构“分体+分层式”的治理体系，全面革新“分体式”罪名体系，细化法益保护层次，建构“微罪—轻罪—重罪”的罪名序列，基于刑法评价确当性与精细化的要求，增设利益冲突型、不法馈赠型贿赂罪，以揭示法益损害为中心准确设定构成要件要素。     

实证、诠释与话语：以现代化研究为例

实证主义的“现代化”分析模式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学（或现象学）的“现代化”分析模式则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现代化”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现代化”分析模式的支持者们在对“现代化”过程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现代化”过程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模式的支持者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现代化”过程的那些个体行动及其行动者在从事这些行动时赋予其行动之上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我们现在称为“现代化”的那种社会变迁过程建构为“现代化”过程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     

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近年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已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而受到愈来愈广泛的关注。其中有待进一步思索和追究的问题是：这一议题的实际生成和展开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在怎样的视域中揭示其本质并引申出进一步的结论？该议题在其本质定向中将提出何种思想任务？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揭示，亦即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核心之点，在于当今的学术话语如何能够深入于我们的历史性实践所开启的特定内容之中，从而使这样的内容能够被真正的思想所把捉，并能够以学术的方式被课题化。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

从建构一种成熟理论形态的标准来考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未完全概括出通用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仍存在理论研究中“标签化”、政策研究中“边缘化”、研究范式的“虚化”等问题。唯有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才能够增强对经济实践的理论解释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是单一或零散的若干原则,而是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的体系,具体可归纳出生产关系维度上“致用”的方法论、生产力维度上“实用”的方法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互动演化维度上“适用”的方法论等核心范畴。     

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绎基石

中华文明走向复兴必须经由现代化实践，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开创了蕴含人类文明发展新可能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的文明逻辑创造出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这一文明形态因其道义性、自主性和包容性而与人类文明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还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延展中建构完善，依循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本质要求，将缘起于中国、关联于世界的现代文明推向新高度。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互动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建构的主张，体现了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共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区域重大战略的引领作用，区域产业协同则是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以理清中国式现代化、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切入点，沿着“目标导向—支撑保障—演化机制”的脉络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行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围绕着以深化产业分工催化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以内外联动优化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以区域创新联动增强区域产业协同的创新效能，以“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强化协同动力，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跨地区产业协作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致力于为使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墨家逻辑及其在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套可信度高、具备强大说服力、能把道理讲清楚并表达出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其背后一定有彰显民族特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论证方法作为强大支撑。中华文明话语体系背后的逻辑之魂,主要就是墨家逻辑。在语形层面上,墨家“故、理、类”“三物”逻辑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说理方式;语义层面上,墨家“明是非”的取“当”求“是”思想构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统一;语用层面上,墨家“两而勿偏”的权衡思维原则构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具有鲜明政治伦理特征的应用逻辑。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百年历程、重大成就与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构确立了历史起点,也开启了其百年建构的历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部署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年建构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产生了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创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取得了系列重大成就,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转型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后,在党的二十大又一次重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这使得人的现代化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在现实生活场景中激活人们自我内生成长改变动力,促进人与环境的协同改变,这既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为此,中国社会工作需要放弃西方一直以来所秉持的从二元对立视角审视“人在情境中”这一社会工作理论基本命题的立场,从个人自我入手,创建以场景自我为核心的本土理论框架,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转型。这一方面能够将中国社会工作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个人自我内生动力的生产,保证专业服务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能够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所强调的个人自我与环境协同改变的自然理性注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中,进而使中国社会工作能够承担起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责任,融入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或缺的一支专业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

党的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的建立将建设功能整合的社会工作体系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面对以转隶职能部门为基础新组建的党的社会工作系统及其被赋予的统筹指导多种社会工作发展的职责,应该尽快建构起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相适应的结构连接、功能整合的社会工作体系。其基本思路是参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既有……更有”的逻辑,对党的社会工作诸部门、社会工作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行政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结合性建构,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指针,是实现我国未来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升级的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概念内涵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长期发展赋予了“本土性”“方向性”“引领性”“适度性”“共享性”五方面的时代要求,为我国在借鉴已有现代化国家普遍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基于国情国力的道路选择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中,我国遵循“小福利”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但是特定时代的合理产物,也带有典型的历史局限性,其突出问题表现为既有制度所造成的“家庭照顾赤字”。在未来转型升级过程中,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应当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以夯实家庭照顾能力为目标、以稳定公共部门福利供应为抓手、以优化社会保障内部结构为基础、以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为重点、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支撑,多措并举推进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完善。     

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世界贡献——兼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生动而独特的表达。中国之治超越了西方理论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破解了现代化和民主化“悖论”。中国之治遵循了制度与道路的规定性，也重视实践的能动性，以相对灵活、及时有效的关键之策推动改革。中国之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彰显了大国治理的韧性精神与价值追求。在当今世界，中国之治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样态，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长的丰厚土壤。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视角，跳出西方话语及逻辑假设，提出和回应时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要以世界眼光，从中国发展、中国奇迹、中国之治中提炼出可以与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学理，提炼中国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道。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百余年间，世界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涌现了西方现代化、苏联现代化和拉美现代化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并将古老中国拖入现代化的渊薮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之路。历经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高阶现代化、内生现代化与和平发展现代化的新路，实现了对西方异化模式、苏联僵化模式和拉美依附模式的扬弃与超越，为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贡献了新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