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

现代新儒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将儒学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同情了解”儒学并认肯了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一研究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使国人对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理性自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广义的新儒学概念有其合理性，内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决不能归结为是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学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是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新儒家将儒学阐释为能够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甚至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从而超越启蒙,超越现代性。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要解构的现代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对现代性的激进否定。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僭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产生影响是当下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脱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语境,对于中国尚处在生成中的现代性具有阻滞作用。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林安梧的儒学革命论

通过反省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缺陷,林安梧提出进行儒学革命,将现代新儒学推进到后新儒学阶段.后新儒学所要完成的革命包括四个方面:由心学立场向气学立场的转换,融会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改变,对儒学的重新定位.通过四个方面的革命,使后新儒学比现代新儒学具有更大的存在合理性.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五四个性主义的传统文化渊源

五四个性主义并非仅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和西方同类思潮向东方的简单位移,是所谓“全盘性反传统”,而自有其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是西方同类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某些思想资源会通融合的产物。它不仅与明清反理学思潮进步的人性观、伦理观一脉相承,而且从孔孟儒学、阳明心学的人生哲学和教育思想中直接吸取了营养。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张世英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

新黑格尔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甚至连一种统一的思潮都算不上。正如新黑格尔主义者哈尔达(Hiralal Haldar)所言：“给这个运动以新黑格尔主义之名，是否妥当，我不知道。但既已通用，那就不必争论了。但无论如何，这一派的学者，都不是黑格尔的直接的学生，只是深受其影响，但又有独立的思想。”这个断言也许不仅仅适用于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而是具有其普遍的意义。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新黑格尔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的     

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下)——以《达化斋日记》为中心

研究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弄清《达化斋日记》中所涉及的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从他对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的关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西方相关思想的冲突、共鸣与融合等相关情况和线索,可以看出杨昌济是力图将传统的儒学思想改造成为具有现代形态的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他视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围绕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歧及弥合的可能——兼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身份理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相互争论的焦点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理论内部巨大张力。本文立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探讨四种主要政治思想围绕公民身份问题的本质分歧和弥合的可能。首先,就“何种善”、“何种自我”问题,比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公民身份问题分歧的根源;然后,探讨自由主义对其他思潮包容和妥协的可能性,诠释四种思潮影响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协商民主这一实践理论相契合。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论西方激进经济学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重点已逐渐脱离哲学领域，西方激进经济学的崛起正是这一新动向的具体体现。一、激进经济学概况西方激进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激进经济学一般泛指一种批判正统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或权势（establishmen）经济学的具有激进色彩的经济思潮，少数西方学者认为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或新李嘉图主义也应包括在内。①它甚至可追溯到自有政治经济学以来便存在的反对当时的正统或主流经济学的早期激进经济思潮或“持异见经济学”（Economicsosdissent）②。狭义激进经…     

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阐述

新儒家的特点是既吸收西方的理性思辩，又保持着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根性与精神，始终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心性修养。新儒学在探索和谐的哲学意义时，表现了以人的感受为中心，重视形象思维，走向社会治理的特点。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五四”的新儒学思潮与９０年代的国学热，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此加以揭示和探讨     

新审美主义的特征及其范式论意义

新审美主义（New Aestheticism）是“理论之后”西方理论界以文学为本位而兴起的文学批评思潮,在呼吁重建文学制度的过程中整合美学话语时形成的概念和方法。新审美主义一方面强调具体文本的独特性与互文性;另一方面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既不是彻底转向旧式“审美”,也不是彻底偏离“文化”研究,而是试图在文本的事件性与事件的文本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经由文本细读重新定位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事件性以及实践性,呈现出文学向文化全面伸展和文化向文学开放的新的实践美学风貌。     

亚里士多德人学初论

亚里士多德人学初论包利民“人学”不仅是中国目前理论界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且是当代西方伦理思潮争论背后的哲学基础。比如新兴起的一社团共同体主义”（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在对传统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批评中，就启用了亚里士多德人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