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的宪法价值及其赔偿的公平原则——以《侵权责任法》第17条“同命同价”条款为视角

生命权的不可估价、不可代偿性决定了死亡赔偿金并非对死者生命权自身价值的赔偿,而意味着对公民生命权的尊重、对死者家属的抚恤及对侵权者的惩戒。生命权的平等性决定了死亡赔偿金的赔付应当＂同命同价＂。而《侵权责任法》第17条的规定虽是立法上的进步,但仍未充分体现公民生命权平等保护的宪法原则。由此折射出我国在生命权及其平等保护方面的立法缺失,需要建构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的宪法规范体系。     

对生命权入宪的法律思考

对生命权未予以明确保障是我国现行宪法的一大缺憾。生命权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生命权其他权利皆无从谈起,宪法对生命权保护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命权问题涉及死刑、正当防．卫、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和反战、自杀、安乐死、堕胎、计划生育等多领域,需要刑法、民法、赔偿法、计划生育法、国际法等一系列部门法加以规范和解决。将生命权栽入宪法是其他部门法保护生命权的基础,是形成一套保护生命权的法律体系的前提。     

关于生命权位阶的确定性

生命权位阶反映生命权与其他权利在效力上的高低、功能上的强弱以及价值上的轻重关系。生命权位阶在非整体的不确定性和整体的确定性之间呈现出多维样式,很难有一个普适性的标准,为捍卫生命权的整体确定性,不能想当然凭借生命权推定出其他权利,否则生命权优先性将会被质疑和滥用。在区分生命权和生命权保护的基础上,在中国生命权诉求尚不具备整体确定性的情势下,生命权从消极防御体系走向积极保护的策略是大势所趋。在生命权利体系中,应当避免诸多权利话语产生的负性因素,从权利积极保护等迷雾中走出,转向确立生命交往互惠社会责任。     

论危险状态下公民生命权的保护——超级玛丽”案的启示

"超级玛丽"案表明,在危险状态下实施对公民生命的救助,必须正确认识生命权在宪法中的地位,处理好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宪法的价值取向以及生命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关系上可以看出,生命权在宪法基本权利中处于独立的首要位置,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上,公权力为保护公民生命权而设置,具体警察权的行使应该以生命权优先的理念为依归。     

论胚胎的生命权保障

对于胚胎①的生命权是否给予保护,各国法律的规定不尽相同。在我国的法律中目前没有明文规定胚胎的生命权保障问题,但随着生物医学科技的发展,胚胎有发展成为生命权主体和客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当然,胚胎作为生命权的主体相对于人的生命权来说其法律保护是有限的。     

论生命权的价值整合和规范建构

关怀、维护、扩大和发展生命权价值已成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应当通过宪法确认并保护。但宪法规定的生命权一般条款,在法律生活里,要靠“具体的做法”才能维护人的生命权利。当肯定宪法生命权保护的主观价值,在于生命权自由价值;但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内,无法发挥宪法生命权自由价值的客观功能,不具有请求权的宪法生命权不可能通过司法扩张社会权利,更不能直接从生命权价值中推导出其他权利,否则模糊的权利不仅会引发道德危机,甚至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当前亟需整合生命权价值,并建构生命权规范体系。     

生命权克减在国际人道法中的适用问题探讨

生命权克减在国际人道法中的适用,涉及众多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尽管国际社会制定了许多人权公约与战争法规,但这些公约中对于生命权克减的规定不尽完善且不适应新时期下战争与武装冲突中的新发展趋势。从生命权在国际人道法中的地位入手,分析国际人道法中生命权的克减,论述生命权克减与保护在国际人道法中的平衡,提出生命权克减在国际人道法中适用的原则为区分原则、对称性原则,阐释国际人道法中生命权的克减与保护适用于儿童、妇女及年老体弱者的情形。     

生命权克减在国际人道法中的适用问题探讨简

生命权克减在国际人道法中的适用,涉及众多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尽管国际社会制定了许多人权公约与战争法规,但这些公约中对于生命权克减的规定不尽完善且不适应新时期下战争与武装冲突中的新发展趋势。从生命权在国际人道法中的地位入手,分析国际人道法中生命权的克减,论述生命权克减与保护在国际人道法中的平衡,提出生命权克减在国际人道法中适用的原则为区分原则、对称性原则,阐释国际人道法中生命权的克减与保护适用于儿童、妇女及年老体弱者的情形。     

论自然灾害下生命权保障的国家义务

传统上生命权被视为消极权利,相对应的国家义务是尊重义务,这种观点忽视了国家义务的复合性。事实上,生命权的实现依赖于尊重、保护和实现三重国家义务的履行,自然灾害时期也是如此。灾害不同阶段生命权相对应的义务重心是有区别的,灾前预防阶段是尊重义务和保护义务,灾中紧急救援阶段是保护义务和实现义务,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是实现义务。当国家不履行自然灾害时期生命权的保障义务时,权利被侵害者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     

生命权救济理论重构

生命权本体无民事救济权 ,是文明社会法律的遗憾 ,对死者近亲属的救济水平极低在实践中危害极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民法理论中著名的“悖论”和一些不合理的观念。本文针对以上现象 ,本着加强对生命权的保护和救济的目的 ,论证了死者应当具有救济权、死者近亲属行使双重救济权、精神损害充分赔偿、统一赔偿等等完善生命权救济理论的观点     

浅论人体器官捐赠行为的法律效力

文章对人体器官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概述,分析了人体器官捐赠行为生效的要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自愿和真实、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并试图进一步明确人体器官捐赠行为的法律效力：捐赠人的权利包括自主自愿权、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获取补偿的权利,捐赠人有如实告知自己健康状况的义务;受赠人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受赠人有支付医疗费和对供体补偿的义务。     

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隐私权作为一种典型的私权 ,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 ,遗憾的是 ,时至今日 ,立法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予以确认 ,有关隐私权的保护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由于立法的缺陷 ,隐私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 ,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显得相当尴尬和被动。因此 ,建立健全我国的隐私权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性机制:教育权利救济

在法治原则下 ,救济与权利是相附随的 ,任何权利在受到侵犯时都必须有救济。教育权利的实现也需要救济机制。教育权利救济是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化机制 ,教育权利救济机制的框架是以宪法救济为根本 ,诉讼救济为主导 ,诉讼外救济为补充的整体。     

隐私权初探

我国民事法律还没有确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侵害隐私被归属于侵害名誉权的范畴。文章通过概述隐私权的产生、发展，界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并从利益平衡角度阐述了对隐私权的限制；针对我国法律对隐私权规定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隐私权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     

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是权利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之一,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的涉它性以及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同时我国隐私权与知情权立法的缺失增加了两权利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平衡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可从完善立法、明确权利边界和个案利益衡量等角度进行尝试。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隐私权作为一种新型的具体人格权,包括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保护权和隐私支配权。知情权在法律上具有普遍性、双重性、基础性、综合性、对等性的特征。隐私权和知情权具有法律的冲突与权利的冲突。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协调要遵循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利益衡量原则、权利协调原则、人格尊严原则。     

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的实然缺憾与应然选择——以《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为中心

中国当前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存在权利救济情形过少、权利行使主体单一、权利行使方式不当的现实困境。这一困境是基于立法者忽视执行和解协议天生具备的私法属性,采取债权人中心主义与效率价值优先理念违背了利益衡量理念和多元价值衡平思维。为完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在理念上,应以比例原则与效率与公正衡平原则指导制度安排和司法适用。在具体规则上,应修正将执行和解协议与民事合同完全等同的制度设计:在权利救济情形层面,划定除显失公平外的所有实体法效力瑕疵为权利救济情形;在权利行使主体层面,根据实体法效力瑕疵类型重新界分权利行使主体;在权利行使方式层面,增设执行完毕后当事人权利实现的诉讼程序。     

网络社会个人信息侵权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社会中各种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的大量发生,传统民事法律将个人信息置于隐私权之下的保护模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个人信息利益保护的要求。个人信息侵权符合民事侵权行为的法律构成要件,因此,应将个人信息权确立为一种新的民事权利,而且应在遵循合法原则、告知原则、安全和完整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基础上完善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建立包括辅助侵害责任和代理责任制度和信息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内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