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遣逐杜牧探因

杜牧对牛李两党的态度,前人有“恩牛怨李”和“党牛怨李”两说。杜牧怨恨李德裕,是因为他在会昌二年（842）遭到李德裕的遣逐,被迫由比部员外郎移任黄州刺史．本文从杜牧与牛僧孺的密切交往、杜与李德裕的政治矛盾、杜牧与李德裕道德意识上的差异三个方面,探讨杜牧遭遣的主要原因．     

王炎平“李德裕无党”说质疑

王炎平“李德裕无党”说质疑中晚唐时期以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牛李党争”一直是史学界聚讼不已的一大公案。已故岑仲勉先生曾提出过“李德裕无党”之说，但遭到许多学者的非议。近来，王炎平先生又于其新著《牛李党争》一书中承袭了岑氏的“李德裕无党”之说，并提出了...     

李商隐——晚唐诗坛反分裂的鼓手

李商隐是晚唐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进步诗人。他的诗是当时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产物。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是李商隐诗歌的主要内容。他热情讴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法家路线,无情地鞭挞了以牛僧孺为代表的分裂保守的儒家路线。他是晚唐诗坛反分裂的鼓手。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生活于公元八一三——八五八年,即唐宪宗元和八年至宣宗大中十一年。此时唐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已是江河日下,呈现衰微破败景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藩镇割据有增无减,挂着朝廷“节度使”招牌的地方军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世代相袭,抗拒朝命,搞独立王国。唐王朝四分五裂,虚有其表。分裂,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高田长槲枥,     

李德裕在海南贬地考

一唐宣宗大中二年(八四八年)十月(一作九月),晚唐名相李德裕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第二年正月,李德裕及其家人才到达海南岛贬所。在贬所约一年,李德裕就去世了。关于他的贬谪地点,是在海南岛北部的琼山县,还是南部的崖城呢?自明代以来,就发生争论,一直成为未决的悬案。这种争论最初表现在李德裕居崖时所建的望阙亭亭址这件事上,即以亭     

牛僧孺与“牛李党争“研究二题

本文对牛僧孺在“牛李党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两党人物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考察和论述。文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订,认为牛僧孺实际上并非“牛党”的党魁,“牛李党争”之名也与历史实际不符。此外,文章还对牛僧孺与牛、李两党人物的关系分别进行了考察,文章发现牛僧孺与李党主要人物的关系很耐人寻味:除了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屡屡对他进和排挤打击外,其他李党主要成员不仅极少与他有矛盾冲突,而且还大多与他有着良好的交谊。由此可见他与李德裕、李宗闵、杨嗣复等汲汲于党同伐异的党魁是不同的。     

李德裕与润州

巍峨的甘露寺屹立在扬子江畔,令人神往。望着它,人们津津有味地讲着刘备甘露寺招亲、孙权跑马涧纵马的故事。其实,这些都是民间的传说和小说《三国演义》的艺术渲染。三国时期,北固山上还没有大建筑。甘露寺实是唐代浙西观察使兼润州刺史李德裕在唐敬宗宝历年间所创建,座落北固山后峰东部。“因甘露之降瑞,建仁祠于高标”。这是李德裕替该寺取名的自述。甘露寺长廓入口的铁塔,也是李德裕为“资穆皇(唐穆宗)之冥福”所建。从一九六○年铁塔发掘出土的两千多件文物来看,李德裕当时建的     

论陆贽的治国思想

陆蛰(公元七五四——八○五年)字敬舆,苏州嘉兴人。是唐朝中期的著名政治家。十八岁进士及第,为华州郑县尉,在社会上享有盛名。公元七八○年德宗即位,被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陆蛰议论纵横,析理深刻,又深谋远虑,善于筹划,“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德宗虽不能皆可而心颇重之。”①当时虽然有宰相,但事无大小,德宗都和他商量。所以有“内相”之称。贞元二年(公元七九二年)被任为宰相,他直言敢谏,无所隐讳,结果触怒了唐德宗,加上腐朽势力裴延令等的谮毁,贞元十一年春,被贬为忠州     

王充卒年辨正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的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生于东汉尤武建武3年,即公元27年。其卒年,学术界至今未有肯定而一致的说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意见: 以《辞海》、《中国哲学大辞典》(冯契同志主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为代表,认为王充卒于公元97年。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其“卒年大约在公元100年前后”。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认为王充生卒年为公元27——104年。而在其后出版的他所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又说王充卒于公元99年。     

关汉卿生卒年新证

因为史料不足,关汉卿的生卒年始终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已故的郑振铎先生把关的生年定在公元一二一四年;近年来甚至有同志把他的生年定得早到“公元一一九五年之后,一二○○年以前一段时间”;而已故的冯沅君先生却认为:“关汉卿即令年辈较早,总早不到金末,他的生年似应放在一二四○年左右。”因此,隋树森先生在他编的《全元散曲》里,才说关汉卿“然不知时在金世抑元世”。     

丹青垂古——谈谈夏完淳的诗

“湘真集行玉樊出,点点碧血流余芳。”(何其伟“书夏节愍集后”) 公元一六三一年至公元一六四七年,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所生活的年月。短短的十七年,夏完淳不仅为后人树立了一个“舍人奇才古天偶”的英雄形象 而且以他那“笔如椽胆如斗”的气慨,给我们留下了三百多篇荡魂激魄,感人     

亦谈《三都赋》何时写成

张玉书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三都赋〉何时写成》一文。他既不同意《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中所说的左思《三都赋》写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也不同意韦凤娟同志所说的《三都赋》写成于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他认为《王都赋》写成的时间“应在公元二八○年吴亡以后,而在公元二八二年皇南谧卒以前,以公元二八一年较接近事实。”不赞同《王都赋》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这是颇有见地的。但是张玉书同志通过对《晋书·左思传》上的一段文字的解释作为论据,这不仅不确凿,而且显得不能自圆其说。《晋书·左思传》载:“初,陆机入洛,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     

论韦应物滁州诗作的现实性

韦应物是盛唐、中唐之间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生年,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他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关于他的卒年,现代学者均属推测,并不能确指。孙望师在《蜗叟杂稿·韦应物事迹考述》中说:“应物罢守苏州后,除曾写过两三首诗以外,就再没有看到他有其他的诗,大约此后不久也许是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左右,就死在苏州了。”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中说:“我们可以大致推测;韦应物大约在贞元七、八年间(公元七九一至七九二年)卒于苏州,此时已罢苏州刺史任,其年岁为五十五、六岁。”周夷在《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卒年问题》中说:“韦应物罢守后不久即死去,他的卒年当在德宗贞元六年(公元七九○年)左右。”本文从孙先生之说。     

徐霞客的昆明友人

徐霞客于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至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进行“万里遐征”西南之游,从其故乡今江苏江阴出发,历经今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到达云南,在云南考察旅行历时达一年半之久。云南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辉煌的旅行中耗时最多、记载最丰富、成就最大的地方。当时明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已经进入“弥留”之期,而霞客却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坚持旅游考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正如有人所说:“那时北边东有满清,西有李自成,京都危在旦夕,他在那边却不受影响,游记记得很细密,文笔亦好。”[1]昆明地区当时为云南…     

刘禹锡评传

刘禹钖,字梦得.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22年),死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他是唐代著名诗人,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极为服膺.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明杨慎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钖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①唐代在元和以后出现的著名诗人很多,刘禹钖能高居上游,与白居易等人相颉颃,说明他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刘禹钖还是中唐著名的散文家和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散文创作和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蔡邕、蔡琰父女小传:

蔡邕(公元132——192年)东汉文学家、书法家。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人。少时博学有文名。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时为郎中。后拜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因当时经籍文字多谬,他与杨赐等于熹平(公元172——178年)四年,奏定“六经”文字,立碑太学门外。几年后他因上书论朝政阙失和纠弹宦官、权贵,遭到诬陷,获罪流及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遇赦后,畏宦官陷害,亡命江海二十年。董卓专政,他被任为侍中和中郎将。董卓被诛后,他为王允所捕,囚死狱中。他通     

王俭论

王俭,字仲宝,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卒于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享年三十八岁。但他在宋齐代兴之际却是政治舞台上极其活跃的人物,以佐命起家,官至总揽朝政的宰相,对于肖齐王朝的开基和政权的巩固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王俭又是一个学者,他于经学(主要是礼学)、史学(主要是谱学)、文学和目录学均有较深的研究,著述甚多,①影响颇巨,时人谓为“一代人宗”,②后人称为“文臣之首。”③研究和探讨王俭的政治     

琼籍文化宗师白玉蟾

875年前,海南琼山诞生了一位学不由官校而才高八斗,业不由科举而“踏遍江湖,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葛长庚(公元1134-1229年),他以白玉蟾知名,自号琼山道人。白玉蟾是海南文化历史上的诗人、书法家、画家、国学大师,又是道教南宗第五世祖,被宁宗皇帝赵扩封为“紫清明道真人”。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美术史、书法史、道教史上均有影响。今年是他诞辰870周年,撰写此文,作为纪念。     

李德裕袁州辞赋的动物铺陈与人生沉思

李德裕的文学世界及其情志脉动,应为探索中、晚唐名相李德裕学术主题的崭新材料。李德裕袁州辞赋的特殊意义,复在这些作品主要撰于他首次罢相后,放逐南楚所留下的重要书写文本及其情志见证,亦为此次贬谪期间的主要书写文类。本文即以其中与动物书写相关的袁州辞赋动物铺陈与人生沉思为例,从珍禽困境与逐臣惊梦、虫兽隐喻与朋党自述、仕途回车与渔歌追梦、屈《骚》变创与自我写真等方面,论述中晚唐世变下李德裕的宰相身影及其逐臣身份下的自我对话。     

从文艺批判向政治宣判的蜕变——论1955年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五年 ,一个追随革命几十年的名叫胡风的文化人 ,怀着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急迫而真诚的愿望 ,郑重地向有关部门呈送了一份灌注着他多年思考和心血的洋洋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他并不是公开发表 ,只是供领导同志参考。这位执着———执着得近于固执 ,真诚———真诚得近乎天真的文化人 ,根本不会想到 ,这份“意见书”会为他带来天大的祸患 ,竟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被认定为组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反革命集团” ,而他就是这个子虚乌有的“集团”的头子。面对这个他难以相信却不得不相信的严峻现实 ,倏忽间 ,他仿佛…     

试析唐代赞皇李氏之门风 --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风之比较为中心

赵郡李氏,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所谓“崔卢李郑”四姓之一,至隋唐时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和“优雅”的门风。其中赞皇李氏一支尤为突出,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在中晚唐政治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更是两次拜相,且分别在“元和中兴”和“会昌之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李氏三代在行政作风、政治态度、为人处世、道德文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浓厚的传承性,正体现出华北世家大族所独有的家学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