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肯斯坦》——一幅马赛克镶嵌画

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充满各种对话和不同声音,产生了＂异声同啸＂的复调效果,赋予小说强烈的弹性与张力,这些不同的声音也体现在小说的互文性上。作家对前文本进行了戏仿、改写、暗指,并运用普罗米修斯神话原型及引用他人的诗句,使整部小说产生了由不同文学作品构成的马赛克镶嵌画的艺术效果。     

《在水仙花心起舞》中的对话浅析

小说对话参与小说文本的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它是人物与人物交流的表现形式,也是作者与读者沟通的媒介;《在水仙花心起舞》正是通过有限的人物对话,使小说主人公阿丹这一形象跃然纸上。本文拟从言语交际和对话认知两个方面对文本中的对话加以分析。     

简·奥斯汀小说中的道德对话

简·奥斯汀的小说以道德教化知名。与庸俗说教不同,作家巧妙地运用了文本的对话性这一叙述策略向读者传递道德训诫。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性依存的前提为差异性、社会性和未完成性。奥斯汀小说中的道德培育也具备这三个特点,可见道德建构就是依托于文本的对话性来实现的,使读者在认同文本叙述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小说中所蕴含的道德寓意。     

叙述者的凸显：小说真实性的建构与颠覆 ———解读王安忆小说《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中有凸显的叙述者和叙述声音,这使小说具有了明显的元小说特征;但其客观性的叙述动作能取信于读者,并没有完全消解小说的深度和文本世界的真实,与完全的元小说又有不同.凸显的叙述者使小说产生双层次叙述和多层次故事,且各层次间相互对话使它们交织在一起产生复调效果,使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而小说的不确定叙述者解构了“叔叔们故事”的崇高性,并与其他右派小说互文性地关联,发掘出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悲剧性与残酷性,使这篇小说具有了耐人咀嚼的韵味.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巴赫金文本诗学及其学术意义

文本理论是巴赫金文艺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其对话诗学产生的理论基础。巴赫金指出文本是一切人文科学存在的＂第一实体＂,其人文属性决定着文本是一种话语存在。对于文学文本而言,由于其中充满各种异质因素和对立声音,文本意义和价值只能在对话中不断生成,在＂杂语共生＂的多声部交流中完成。巴赫金的文本诗学思想推进了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长足发展。     

论解构主义视角下的小说结尾结构

在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语境下,本文从小说结尾的＂结构＂与＂解构＂、＂现象＂与＂本质＂、＂作者＂与＂读者＂三个维度,对小说结尾＂结构＂的＂二律背反＂、＂现象＂世界的＂本质还原＂、作者与读者的＂主体间性＂的三重对话关系予以阐释,旨在还原小说结尾的人为＂建构性＂与＂解构性＂。     

论福克纳《八月之光》的复调特征

《八月之光》是美国著名现代主义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之一。文章运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三个方面,即主人公、文本结构和小说语言,对文本内容与形式进行解读与分析,揭示出作品主人公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不确定性;小说的结构形成了大型对话;作品的语言明显具有双声性特点,这些方面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复调特征,复调性给作品带来了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     

论福克纳《八月之光》的复调特征

《八月之光》是美国著名现代主义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之一。文章运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三个方面,即主人公、文本结构和小说语言,对文本内容与形式进行解读与分析,揭示出作品主人公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不确定性：小说的结构形成了“大型对话”;作品的语言明显具有“双声性”特点,这些方面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复调特征．“复调性”给作品带来了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     

试论纳博科夫小说《绝望》中的自我分裂与对话世界

纳博科夫的小说《绝望》是一个由谋杀者讲述的谋杀故事。主人公先天性的自我分裂、主人公与影子人之间的相似性关系以及作者所采用的拟自传体的呈现方式,使小说具有了多重对话性因素。这种自我分裂与对话关系,将人性内涵作为叙述中心,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引发不同层次的价值判断,将自我、他者、世界以交互主体的形式呈现,从而使文本进入主体间性的"我与你"的范畴,呈现出一个彼此平等、异质共存的对话世界,主人公不同层面的自我所形成的多重对话关系构成了文本的深层意义。     

论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复调”

前苏联学者巴赫金的＂复调＂是西方结构主义文论家关注的话题之一。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正好契合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从叙述声音的多重性、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入手,揭示该小说所具有的复调特征,进而发掘其丰富的社会价值。     

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修辞性叙事结构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结构与对“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相结合。小说采用后结构主义、对话性与内结构、反复叙事等独特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很强的修辞性表达效果,对于小说“存在”这一主题起到深刻的揭示作用。对话性与内结构将作者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渗透于小说之中,结构上的反复叙事进一步深化了“存在”这一主题。     

关于“兴”与艾略特诗学观念的两点探讨

中国诗学中的＂兴＂概念与英国诗人艾略特诗学观念中的＂客观对应物＂在本质内涵上,均涉及到作家编制情感＂代码＂,读者还原＂代码＂之上情感的过程。深入概念内部建立中西方诗学对话,详细析出＂兴＂区别于＂比＂而蕴含的与＂客观对应物＂概念的契合点。由＂兴＂中所蕴含集体情感与原始宗教性体验出发,首次证明了＂入兴＂中涉及的＂非个人化＂因素,同时辨析了＂兴＂与艾略特诗学观念诉诸的不同文化传统,以及在涉及读者＂解码＂过程时所包含的不同的集体文化无意识。     

马丁·布伯的宗教对话美学思想探析

马丁·布伯认为人在世存在的本质关系是“我-你”对话关系;艺术审美活动是人与世界对话关系的本质体现,艺术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间的关系是“我-你”对话关系;马丁·布伯的宗教对话美学思想对巴赫金和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规范性力量”视角下的俄欧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俄罗斯外交回归传统的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以及欧盟的大举东扩不断蚕食俄罗斯的“天然利益范围”,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俄欧战略性竞争关系而非战略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下,以俄周边国家“颜色革命”的爆发为起点,俄罗斯对于部分欧洲国家的“规范性攻势”开始采取反击态度,在对外政策辞令上越发具有规范性色彩。俄罗斯试图以规范性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把它镶嵌于对权力争夺的理解中,并以此在国际舞台上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尝试着“免费搭车”：利用欧盟的制度性框架和有效的政策工具如欧洲邻国政策（ENP）和“北部区域规划”为本国国内特别是西北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因此,普京上台以来的俄欧规范性对话既有合作的成分又有冲突的因素,而总体上冲突和纷争大于合作和共识,这也成为冷战结束至今俄欧关系的主旋律。     

反观布鲁克斯、沃伦对《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之批评

在布鲁克斯与沃伦合著的《理解小说》第二章中,欧.亨利的代表作《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被两位新批评家作为反面教材不遗余力地加以诟病。他们将人物心理描写作为小说优劣的评判标准、人物行动缺乏合理动机的评判都有失妥当。小说中情节的协调一致并非不可或缺,对小说中感伤情调的考察需从整体着眼,小说的结尾并非不符合逻辑性。     

试析《哀希腊》前期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者在特定的历史视域中,从自身前理解出发,与本文进行对话所产生的对本文作者原意的背离。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分别以不同的前理解参与了同拜伦《哀希腊》的对话,在翻译中,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导致了各异的创造性叛逆。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论日本“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

在关于日本“私”小说的诸多定义中,大都涉及到了作家的自传或具有自传性的特征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私”小说与西方自传存在着文体上的根本差异。“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也只能说是通过作者构成“私”小说作品的一部分,从而在读者与作者和作品之间建立起阅读的契约性关系,在整体上巧妙地发挥了日本独特的文艺特色。     

论商业化写作的异化与交往理性的构建

商业化写作作为一种消费社会中文学与市场结盟的时代产物,在创作方式、发表流程、对话机制和写作姿态上与传统写作截然不同。文章通过对商业化写作商品属性和读者意识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创作主体个性的消融、作品的物化等种种创作异化问题,提出了以＂交往理性＂构建文学与市场、文学与读者良性互动的创作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