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失范成因的实证分析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行为容易失范,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其原因在于利益驱动与公共权力的流失,新旧体制摩擦和行为规范“断层”,传统的制约机制难以发挥最大效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尚不健全,加之道德约束乏力和历史文化原因,导致政府行为失范。为有效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当前必须加强行政立法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改革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强化行政监督,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政府行为规范化建设问题。     

地方政府行为与县乡财政困难的形成——基于两种预算约束的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财政困难的形成有很大关系。理性的政府官员在晋升的政治博弈中会通过各种方式突破预算约束使公共经济行为个人化。虽然财政困难与公共融资机制的缺失、公共支出的集中以及单中心的公共决策紧密相连,但这三方面的制度缺失从根本上还是根源于政府官员公共行为的私人化。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要从规范政府行为出发,建立以权力制衡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的公共财政。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一种财政视角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讲 ,政府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安排与对官员的工作激励目标是否具有激励相容性 ,即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否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官员们使其自利性行为能体现公共利益目标 ,而财政分权模式又是影响政府治理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首先探讨了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结构设计的关系 ,然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地方财政分权模式如何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产生激励不相容性 ,进而扭曲了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基层政府行为的激励。最后 ,提出了若干旨在改善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财政体制改革建议。     

解析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与其他职业伦理的区别产生于政府组织制度安排的不同。由于政府组织的差异 ,导致了行政伦理的特质和构建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行政伦理可以分为政府组织伦理、政治家个人伦理和政府官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官员个人的伦理。行政伦理是一种派生性、非自律性的伦理 ,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外部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是最重要的。一个良好的政府治理首先要诉诸法制 ,要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建设的作用 ;法德并施 ,以法为重 ,以他律促成自律。行政伦理要重点根据政府组织的特质处理好权力运用中的困境问题。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形成良好行政伦理的关键     

宪政规则下的社会秩序构建与公共预算改革

公共预算作为社会公众监督政府的重要载体,其本质是从制度层面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是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宪政的核心内涵是限制和约束政府行为,其本质是"限政",这也是宪政经济学的灵魂,其目的是要通过最高层次的规则性约束对政府的权力(尤其是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加以限制。现代公共预算的决策过程必须在宪政规则的总体框架下实施。其制定过程也是现代政府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在宪政规则的作用下,社会和谐秩序得以构建,同时也为政府公共预算的改革确立了"源规则"。     

俘获视角下的地方政绩工程建设解析--基于三个建设领域及其典型案例的分析

对俘获行为的分析，是深入理解政绩工程的一个视角。从近几年的地方大剧院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和城市绿化建设及其典型腐败案例来看，政绩工程的出现与相关建设产业集团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俘获行为有密切的相关性。首先，建设承包商通过贿赂竞争获得建设资格；其次，在项目建设中，出于对租金的追求，建设承包商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提高工程价格和增加工程量，造成预算扩张的倾向，也表现为工程的造价高昂和规模宏大。因此，俘获行为塑造了地方政府建设政绩工程的内在动力。从制度因素来看，首先是在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分离下的公共预算的零碎化特征，造成对于部门预算的硬约束缺失，而普遍采取的公共物品供应与生产相分离的制度变革也加剧了俘获行为的发生。而从结果上看，俘获行为使得公共财政资金不合理地流向了边际效用较低的建设领域，造成效率的损失，也影响了公共财政的公平性。     

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及其制度约束

在提供属于地方政府部门的俱乐部产品时,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比较,做出搭便车与否的理性选择,其行为受俱乐部产品供给的成本收益比较、地方政府部门的规模、官员工作能力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需要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入手,采取适当的制度来予以约束。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信赖与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等,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政治规则、产权制度、惩罚机制等。通过适当的制度约束,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官员在俱乐部产品供给与消费中的搭便车动机。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偏好与国有企业改革

构建对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行为选择.预算软性约束放大了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经济增长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改革方向在于通过完善地方政府代理人角色、确定合理的激励方式、加强预算监督机制以及提高区域间协调等进一步硬化预算约束.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一个概念性框架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有利于解决区域间的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制度框架,确保合作顺利运行;有利于解决区域公共问题,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一般是依据系统要素合作的系统性原理而构建的。系统的运行需要有动力机制、组织机制、约束机制和协调机制存在,因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应包括动力、组织、约束和协调机制这四大要素。     

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具体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官员职位晋升标准的政绩化、晋升路径的淘汰制以及政绩晋升合同的不完备性,为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提供了激励;在宏观层面上,地方政府辖区内利益的共容性和上下级地方政府目标任务的同构性,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得到了强化。     

环保约谈制度的作用机理与实践优化

环保约谈是中央环保部门督促地方政府切实履行地方环保主体责任的行政工具，既有研究发现环保约谈能够迅速生效但效果难以持续，个中缘由尚未得到有效解释。文章引入组织注意力分配理论和多委托多任务结构，以地级市空气质量为例构建理论模型及实证模型，分析环保约谈制度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保约谈通过改变主政官员注意力分配从而影响到地方政府行为，进而改善空气质量。不过，主政官员变更会打断这一作用传导。在这一作用线路中，地方治理多任务之间的注意力竞争与时序变化深刻塑造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最终导致环保约谈的效果难以持续。为此，需要进一步优化环保约谈制度的技术设计，建立事后不定期回访和再问责机制，延长并巩固约谈压力，提高环保议题在地方政策议程中的优先性。     

改革开放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启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变迁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这些制度逻辑包括:分权化改革与政府间利益的分化;政府间的博弈与教育筹资责任的基层化;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与对制度外筹资的依赖;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与政府的卸责化冲动,等等。要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问题,在不改变现有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必须加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城市社区越轨行为防治制度研究

当前福建省城市社区越轨行为大量出现,社区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使越轨行为防治工作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自上而下运行的社会治安制度又只能被动应对。有效治理社区越轨行为需要各类组织的功能分化,应该借助现有的组织资源,依靠带有政党或政府色彩的各种形式的非民间组织,建立和完善自下而上的社会防控体系。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干预行为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探索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经过近20年的探索,已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转型.然而,在基层政府购买实践中,还存在着既"热衷"于购买服务又"舍不得"放手的悖论.在基层治理转型的背景下,系统比较政府是否干预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的两个案例可以发现,个别基层政府官员规避政治风险,应对晋升和日常考核的压力是诱发干预行为的个体性因素,而委托代理的绩效目标出现偏离、合同确定的正式规则被软化、市场的声誉机制在准市场内化为恶意投机、绩效考核的"合规性审计"被"内控评估"代替则在制度上为基层政府干预行为留下了灰色空间.未来要减少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干预行为,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合同规则,加强合同管理,并构建"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并重的晋升考核激励机制,同时完善信息甄别、传递与共享机制,推行绩效审计.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地方官员的博弈策略分析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我国为缓解人地矛盾、解决土地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而制定的一项政策.地方官员作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了直接影响.基于人性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对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地方民众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进行探析,有助于透视地方官员的行为驱动力结构.为规引地方官员行为,推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的顺利运行,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评估机制、地方官员行为监督约束机制和地方群众民主参与机制.     

政府主导型投资:结果与原因

投资可以分成市场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两类。政府主导型投资的进入成本更低,导致此类投资的项目规模更大,重复建设更加普遍;退出障碍更高,导致与之相关的预算软约束、地方保护问题严重。政府主导型投资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叠和替代,专有性权责联系的削弱以及社会总体福利损失。因此,改革的方向应包括:改革现有的政府投资管理、考核体制,强化在位官员的专有化权责约束;明确界定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投资领域,减少其对民间投资市场的负面影响;推动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强化银行的独立性,发展多元化的非价格资源配置机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在位官员手中权力的多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