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精神与酒文化精神的密切契合──兼论陶诗与酒

艺术精神与酒文化精神的密切契合──兼论陶诗与酒王守国（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诗与酒关系的源远流长、水乳交融是一件显明的历史事实，以至于前人有“听说诗人都解饮”（陈声暨《病酒吟》）之说。但长期以来，对诗酒关系的研究却存在着一种误解，即不少论者都把两者...     

从隐晦到显扬--元前陶诗价值定位嬗变的历史考察

元前陶渊明声名的显晦与陶诗价值定位的消长是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从其对陶诗价值体认的差异中可以窥知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人的审美趣味.东晋南朝,平淡真淳的陶诗与诗坛追求绮靡雕缛的审美风尚相悖,故其诗隐晦冷落,未受时人重视;唐代,陶诗的美学价值开始凸显,但唐代文人并未真正挖掘出陶诗的真趣,也未自觉确立其典范地位并大力倡导;宋代,陶渊明的诗史地位空前提高,宋人特别是苏轼对陶诗的理性诠释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典范地位.     

论陶诗在唐宋的传播机制

传播是陶诗走向读者从而实现其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环节,陶渊明的诗史地位也是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步凝定的。唐宋时期,陶集的编刻、《文选》的普及、诗话等文学评点的勃兴、类书的编纂,使陶诗进一步走进士大夫文人的消费领域,客观上加快了陶诗的传播速度,赢得了更多的受众,提升了陶诗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创作范本突出了陶诗传播的文学功能和整体效应。     

陶诗与苏轼《和陶诗》思想倾向比较

陶渊明与苏轼是我国东晋与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他们生活的时代虽然相距约七百年之久,然而,苏轼晚年却酷爱陶诗,在他贬谪岭海时,曾将“陶诗与柳文”,视为“南迁二友”,并且依韵“尽和其诗。”这在我国诗歌创作史上,确属罕见的现象。     

论陶诗的“风华清靡”

钟嵘是陶渊明接受史上最早发现陶诗“真美”的人之一，但因陶渊明在《诗品》中的品级，后世对他的“风华清靡”之论探讨和研究不够。本文依据陶渊明的诗文，认为“清”正是陶渊明诗歌的审美追求，也是陶诗不同于当时华丽诗风的主要特点。“风华清靡”之论，独具慧眼，揭示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本质，是概括陶诗最为确切精当之语。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论陶渊明的咏史诗及其特征

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陶渊明可谓身兼多种角色:有人尊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人奉他为“放人”、“逸民”、“第一达磨”,还有人将他推作圣贤之人”、“有志天下者”、“卧龙豪”,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从表面上看,他似乎仅仅反映了陶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是,若对渊明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咏史诗进行一番清理和分析,便会发现,诗论家们主要是从各自的品评标准出发,或多或少地通过咏史诗这一特定题材,选择了他们心目中的陶渊明。本文拟对陶渊明的咏史诗进行初步研究,同时探讨批评史上这一文学现象的由来,并对陶诗的总体特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苏轼唱和诗初探

唱和诗在苏诗中占据着相当的比重,但囿于传统的偏见,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苏轼与苏辙、苏门学士、友人的酬唱,其意义不仅在于诗化日常生活,彰显文人士大夫的雅趣,突显诗歌的交际功能,更在于它反映了诗人真实的心路历程,折射出时代的审美趣味。苏轼“和陶诗”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对陶渊明的接受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此以后“和陶”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     

文学史运动形式索解

传统的“知人论世”、“以史证诗”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将文学作品与人及社会视为相关三要素 ,而以“正变”立论的文学史观则视文学史为外部环境制约下的交互运动 ,都有其合理性。然而二者都忽略了文学的主体地位与外部因素进入文学形式的中介系统。如果我们将文化与文学视为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 ,则可以获取新的视角。在双向运动中 ,文化建构的驱动力也就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在文化目的的驱动下 ,对文学史形成文化选择与整合     

田园诗人的狂欢 ——陶渊明《蜡日》诗反映的魏晋节俗及其文学史意义

《蜡日》诗作为陶渊明的一篇饮酒之作,作为魏晋节俗的生动写照,反映了一代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生命狂欢,反映了诗人性格和人生态度的另一个侧面,由此陶渊明的诗性生命显得更加丰满更加圆融。同时,这首诗又是我国咏梅文学的鼻祖之一。就咏物艺术而言,陶诗对梅、柳、兰、菊、松、柏等自然之物的描写与开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自然意象,不仅对我国古典诗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古典绘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陶诗以心注物、传神达意、得意忘言和重神遗形的艺术手段,对我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赋的诗文两栖特点的成因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它的体制也非常特殊。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它界于情的文与知的文之间，它又界于有韵文与无韵文之间，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文的总集中可有赋，诗的总集中也可有赋。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①关于赋的这种特征学者们已经谈过不少意见。但是，是什么原因，哪一些因素形成了这一特殊的文体，似乎尚缺乏较深入的探讨。本文略述浅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我以为，赋“受命于诗人”，因而具有诗的特点。但时代审美心理导致的描写功能的兀现，使赋背离了诗的传统。形成了“非诗非文”…     

由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论陶渊明的诗与人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以诗人兼诗论家的眼光评论陶诗 ,精辟扼要。本文以此为导向 ,从“一语天然万古新”———自然天成的诗歌风格、“豪华落尽见真淳”———任真固穷的人格风范、“南窗白日羲皇上”———崇尚自然的诗意人生、“未害渊明是晋人”———遗世独立的高怀雅致四方面论述陶渊明的诗与人 ,它对从新的角度把握陶诗及进一步理解元诗都有一定价值。     

陌生化语言诗中最多的原因初探

陌生化语言诗中最多的原因初探□柯昌文本世纪初以来，文学理论界发生了语言论转向，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日常的普通语言转化成文学作品的语言（广义“文学语言”）必须经过陌生化的作用。仅以诗歌而论，诗之所以为诗，而非别的文学类型，除因其整体谋篇有独特...     

“诗史”倾向与怎样解读历史上的诗与诗人

昔人的诗是否即为自述的信史 ?我们今日怎样解读古人的诗及怎样看历史上的诗人 ?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考据”方法因“科学”正名而复兴 ,出现了文学研究史学化的倾向 ,体现在诗的领域便是视诗如史。其实历代诗多比兴 ,未必实录 ,故宜跳出“诗史”心态 ,以诗读诗 ;并进而从语境与文本的时空关系探索以意逆志、论世知人的解读方法     

关于诗美接受──诗学札记之一

关于诗美接受──诗学札记之一吴晓一、接受与接受者诗是文学中的文学。诗的美是最高层次的美。但这种美的实现，还须依赖读者的积极参予。接受美学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二个部分：其一“作者─—作品”，即创作过程；其二是“作品──读者“，即接受过程...     

论唐代人接受陶渊明的原因和条件

唐代人接受陶渊明并不是偶然的。尚隐和以酒入诗是唐人接受陶之为人的重要原因。庶族文学的兴起、庄园经济的普遍化是唐人接受陶诗的文学和经济基础。陶集的流传、《文选》的备受重视、类书的编纂等则是唐人接受陶的重要条件。     

浅析陶渊明诗歌的意象建构及其审美意韵

历代学者在研究陶渊明诗歌时总是从各个侧面上把握他诗歌的特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很少有人对陶诗中的意象作一个综述。本论文希望在综述陶诗具体意象的基础上,来阐释陶诗的审美意韵。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革新的贡献──梁启超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诗、文、小说（当时文人将戏曲归之于小说范畴）等领域全方位进行的。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就成绩和影响而言，“小说界革命”最为突出，它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走向，扭转了中国小说从乾隆以后走向低谷的不景气而走向繁荣，走向近代化，也为“五四”新小说的…     

发"新潮"于"旧泽"--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对我国传统文论的消解与重构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文学的界定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先秦以降,文学或被认为载道工具,或杂糅于其他文体而被视做“小道”、“末流”,一方面总跳不出儒家诗教的樊篱,同时其归属问题也始终游走于两可之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清末民初年间,值“旧泽已衰”、“新潮弗发”之际,深受“国故”及“西学”双重浸淫的周作人对我国传统文论作了大量的解构式话语操作。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