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

】《三体石经））-Tq刻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源于《后汉书》则称为汉末所刻，源于《晋书》则称于魏正始年间所刊。历史上主汉者有杨衍之、张参、司马光、欧阳柴等人，主魏者有魏收、郦道元、赵明诚、王昶等人。主魏者在近现代有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刘传莹、马衡等人，而主汉者只有王照留有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文字。本文从史籍、文本、书法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论述《三体石经》属于汉代所刻。     

论武威汉简《仪礼》分节符号背后的经学内涵

划分仪节是解读《仪礼》的重要方法，武威汉简《仪礼》中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大部分符号的作用是划分《仪礼》仪节。汉简《服传》甲本、乙本各类符号位置几乎完全一致，说明汉简符号承载的《仪礼》分节体系是西汉《仪礼》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通行。而汉简通行分节号亦见于东汉熹平石经《仪礼》残石，进一步证明分节是两汉通行的《仪礼》读法。汉简分节与贾公彦、朱熹等后世学者多有共识，但其精细程度远超后人，且较后人更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反映出西汉经师对《仪礼》用功之深、琢磨之细，从此亦可窥见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当然，汉简分节粗疏之处亦多，其体系性、准确性仍有不及后世经解之处。     

豪杰之文论——苏洵文学理论批评初探

苏洵是有政治报负和爱国热忱的作者,他曾提出一系列革新政治、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策,他甚至公然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论文不宗传统的文道合一而主张“有为而作”的批判现实的作用,从而更强调创作过程主客观结合的规律,接触到创作理论的根本问题。对《诗》、《骚》、《史》、《汉》、兵家、纵横家以及从孟子、贾谊、扬雄到韩愈、欧阳修的文章评论中,也表现出与传统古文理论不同的取向。其异端精神和特殊艺术辉芒,均无愧于豪杰之文与论。     

李清照生母及其与秦桧的亲戚关系考辨

关于李清照母系亲属,人们或按《宋史》卷444《李格非传》所载:“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王拱辰为开封咸平人,是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大臣,死于宋哲宗即位之初的元丰八年(1085)七月,时年七十四岁。他以反对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著称。今存有关他的传记资料,包括《宋史》卷318《王拱辰传》、《琬琰集删存》卷3《王懿恪公拱辰传》、《忠肃集》拾遗《王开府行状》等,其孙女婿都未见记载。     

"借传以存史"——《中州集》史学价值新论

《中州集》的史学价值,前人和时贤已有所论述,认为是“借诗以存史”。但准确地说应该是“借传以存史”。理由有三:其一,《中州集》是一部诗词选集,本应以选录诗词作品为主,但元氏又有意增加了作家小传,从他的编纂意图、编排体例和编纂结果(也即其中诗歌和小传的篇幅各占比例)来看,都体现了强烈的史学意识;其二,《中州集》中有许多作家小传被元人修撰《金史》编写人物列传时所参考和引用,但也有更多的作家小传并没有为《金史》人物列传所引用,这就是说明《中州集》作家小传对金代历史人物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三,《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记载了有关金代政治、战争、外交、科举、官制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可补《金史》之不足,甚至纠正其中的一些失误,因而对金代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楚辞》研究二题

《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其不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问题在其体例本身。《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２５篇”,即《楚辞章句》中《渔父》以上２５篇题“屈原之所作”者;据今存文献,没有汉人对这批作品之归屈原持异议。     

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

在汉赋史上,张衡既是创制“大赋之极轨”(如《二京赋》)的雄才,又为首开魏晋“抒情小赋之先河”(如《归田赋》)的智者,对此时贤颇多关注,然对在他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思玄赋》,却缺少深透的理解。本文认为:张衡《思玄赋》不仅在大赋之规模与骚人之情感中内蕴了复杂的人生观,而且通过文学形式的描写表现出的玄理意识和征实精神,成为汉、晋“言志”赋创作之传承与衍变过程中一显著标识。 一、从“范书”选文谈起 张衡创作本事详载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在体例上,范书承《史》《汉》“以史传文”之法,较多传录“传主”文章,其于张衡选文四篇:即《思玄赋》、《应间》、《上陈事疏》、《请禁绝图谶疏》。由此生一疑问,范书何以对张衡众多赋作仅录《思玄》?特别是代表张氏大赋成就的     

戴钦生平及著作考

明人戴钦非死于廷杖,而是死于服食药石。他的著作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文献记载共有四种,即《鹿原集》、《玉溪存稿》、《戴秋官集》、《鹿原存稿》。今存前二种。《鹿原集》见于多种目录记载,《玉溪存稿》较为罕见。     

《中国金石学概要》与马衡先生的学术贡献

马衡先生（1881-1955）是近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社长。其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一方面继承了清代以来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又能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金石学，开创了近代金石学研究的新局面。值西泠印社举“重振金石学”大帜之际，草撰此文，在回顾历代金石学研究的基础上，对马衡先生《中国金石学概要》一书的学术成就进行初步探讨，并总结其在金石学上的主要贡献。不当之处，祈望同道匡正是幸。     

西安市出土的“正始三体石经”残石

一九四五年,西安市许士庙街小学附近,曾出土正始三体石经(康诰)残石一片,仅有表刻尚书,无背刻。(图版三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青年路西段挖修下水道时,于地下四公尺三寸处,又挖出正始三体石经残石一片,表背都有刻字,已移存于陕西省博物馆。案:儒经刻石,始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其后六十余年,即有正始三体石经之刻。这是因为“汉魏之交,古文经学已盛行,而熹平石经,都是今文,没有古文,所以在正始年间,(公元二四一年)又刻“尚书”和“春秋”两部古文经,与汉石经同立于洛阳之太学”。所谓“又立一(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因魏时刻的石经是古文,非人人所能认识,故在每一古文之下,加入小篆、隶书;因之,后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佚文考

赵鼎臣,字承之,自号苇溪翁,滑州韦城(今河南滑县)人,是北宋后期的一位文学家。其所著《竹隐畸士集》原本为一百二十卷,但当时只刊印了四十卷即废止,后又散佚。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卷,即为现存世之《竹隐畸士集》。栾贵明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据《永乐大典》补出四库馆臣漏辑的三十五条佚文。但是,四库馆臣和栾贵明对《竹隐畸士集》的辑佚远不全面,尚有许多漏辑之处,笔者现从南宋人魏齐贤、叶棻编辑的宋文总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书中细加搜检，发现是书选录赵鼎臣的文章，有…     

诗歌题材和诗人情怀的拓展——评陶今雁《秋雁集》

本文是对我省诗人陶今雁新出版的诗集《秋雁集》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秋雁集》与诗人过去的诗歌比较,题材内容有较大变化属于咏物、咏史、怀旧及生活闲情一类题材的诗占了很大的篇幅。文章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使命应该是表现对人的整体关怀。《秋雁集》中大量作品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爱,表达了他在劳动中感受到的愉快和在日常生活体验到的温情和美感,都能使读者从审美中产生对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文章还评价了《秋雁集》中《读杜杂咏》,认为陶今雁高度评价了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因而对杜甫理解更加深刻了。陶诗题材的变化,反映出诗人的情怀比过去大大地拓展了,它的背后乃是时代的进步。     

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诗风潮的演变与泽井鹤汀的《吟香集》

日本江户后期至明治初期的汉诗坛上曾兴起过一股艳诗创作的风潮,其中泽井鹤汀的《吟香集》是颇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该集收录了其早年的艳诗,然而鹤汀后来诗风的转变又使得他对这些诗作及其自身形象表现出了否定的态度,使得《吟香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意义指向.然而,伴随着艳诗创作之风的进一步兴盛,鹤汀作为艳体诗人的形象已完全确立,甚至还被视为了明治前期诗坛领袖森眷涛的引导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在江户明治诗风演变背景下的诗人形象及其地位乃是人们期待及阐释的结果.     

帛《易》初探

<正> 一《文物》1984年第8期刊载了关于马王堆帛书《易经》的部分材料,并附有张政烺先生《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先生《帛书‘周易’》两篇专论帛《易》的文章。帛《易》的出土,向人们展示了一连串新迷:它有着一种与今《易》很不相同的卦序排列。同时,帛本《系辞》没有“大衍之数五十”这一章,今本《说卦》之“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亦与帛本《系辞》所记很不一样。且卦名,卦辞,爻辞也颇多不同之处。关于这些问题,特别是卦序排列问题,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于豪亮先生认为:“汉石经,《周易集解》和通行本,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相同,帛书却与之全然不同,因此,帛书本显然是另一系统的本子。”“帛书可称为别本《周易》,它的卦序简单,可能是较早的本子,从字体看,抄书的时代应在汉文帝初年。”(《帛书‘周易’》) 张政烺先生则以为:“汉唐石经和通行本     

贯通文史 阐发精微——《冰茧庵丛稿》述评

缪钺先生是著名的研究文史专家,在数十年的辛勤耕耘中,许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四十年代即刊行的《诗词散论》及六十年代又出版发行的《读史存稿》,在文学与史学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长期以来,再版未断,读者不衰。近来他又从历年发表过的论文中精选了二十七篇及读书礼记七篇,结为一集,取名《冰茧庵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     

僧俗·经藏·碑板:辽刻房山石经书经活动的变局

经本抄写是房山石经刊镌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并在辽代产生了一系列的崭新特征。通过稽考辽刻房山石经,探究出辽代书经者中具有代表性的僧人、居士、工匠等三个群体。这些群体的书经活动既受到宗教信仰的驱使,也是既往书经活动的积淀和延续,共同构建了完善的合作网络。在辽代统治者和通理大师的相续规划下石经刊写模式逐步成熟,写经活动亦渐次有组织化,石经抄写的版式布局更为合理,经本大藏经逻辑也更加凸显,为幽州地区宗教、文化史及辽代书学状况的探讨提供了文献资料。     

生活美的审视和构建─—论李渔《闲情偶寄》中的审美理论

《闲情偶寄》是李渔非常重要的著作。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他说自己：“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贺志以没，件造化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倩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来看．《闲情偶寄》几乎是《史记》和《聊斋志异》一类百。但事实上，这部书和后两种书是完全不同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既是秉承父业，也是在实现他自己的个人价值。儒家的“三不朽”之说决定了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不可能不把“立言”看作是“经国之…     

“蓟汉”解

章太炎（1869—193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初名学乘,字枚叔,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之为人,改名绛,又名炳麟,别号太炎（按：顾炎武初名绛）。他还曾用过几个笔名,“蓟汉阁主”是其中之一。1899年章太炎在《清议报》上首次以“蓟汉阁主”为笔名发表《儒冠》一文,同年又以此为笔名在《亚东时报》上发表《游西京记》和《今古文辨义》等文。1914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时,将其寓所名为“蓟汉章寓”。章太炎还以“蓟汉”名其著作,有《蓟汉微言》（1916）、《蓟汉昌言》（1935）、《蓟汉闲话》（1936）等。看来,章太炎对“蓟汉”二字是有所偏爱的。也正因为他对“蓟汉”的偏爱,他晚年的弟子们称其为“蓟汉大师”。那么“蓟汉”二字作何解呢？     

极摹世事炎凉 曲尽人情变态──从《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态

据《皖人书录》作者蒋元卿先生函示，戴名世《忧庵集》，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即曾寓目，并著于书录中。近年汪庆元撰文初步介绍了该书的基本内容及作者（《文苑遗珍书林秘藉》载《江淮论坛》88年第1期），并加以校点由黄山书社出版。汪文称“《忧庵集》从元刻本，”似臆断，因《皖人书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并载有康熙刻本，又文称安徽博物馆所藏《恍庵集》“疑为清稿本”，亦无据。该书时有脱字，以白钉标识；且序称全书二百余条，今存仅1171条，与清华大学所藏抄本类似，当属清抄本。该书点校出版后，仅见王树民先生著文批评校点方面存…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