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行动者身份的品牌化认证、互动空间的公共性转换、服务能力的联动式升级及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是"让公共文化服务运转起来"的成功之策;文化项目的品牌化、文化空间的公共化、文化服务的平台化和文化互动的网络化及国家的常态化在场是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以文化为纽带并以文化建构为目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生成、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合作及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     

国家善治与公共文化治理的互动机理与路径统合

公共文化治理形成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成并完善的过程中,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规范上看,公共文化治理的公共性符合国家善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关注的是公众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共文化治理全民参与不充分,需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知度;公共文化治理中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手段和治理伦理等方面存在的困境,都必须坚持和贯彻国家善治理念才能得到解决;公共文化治理对文化的公共性重视程度不够,需挖掘文化的公共价值,让文化回归公共领域。因此,为了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应坚持制度约束与德性涵养双重融合、人民至上与技术赋能双管齐下、政府委托与社会代理双向合作,优化公共文化治理生态,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文化。     

试论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共性的缺失及救治路径

＂公共性＂是分析现代政府活动和行为的重要工具,对公共管理公共性价值的探讨则有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本文在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立足研究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进展状况,探索公共性价值取向偏差及其引起的政府失灵、权力寻租等一系列公共性缺失现象,并从政府应树立公众至上的理念、建构参与式国家、建构公民社会、法治观念与制度、加强公民公共意识教育等层面,阐发了公共性缺失的救治路径。     

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建构

哈贝马斯把公共性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原则，通过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消解，为我们确立了公共领域的研究主题。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原则的内容是由不同时代的主体所建构的，这种建构必然与主体自身的发展和对自身的认识相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基础上，但也是私有者把自身虚构为一般的人的结果，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还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公共领域的真正确立还I必须通过人的解放阶段，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主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哲学视域中的公共性及其当代诠释

公共性是世界的固有属性,与人类事务关联的世界的公共性对人说来更是具有直接的型构功能和价 值理念意义。自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人类社会逐渐分化开来以后,公共性就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维 度。自现代社会建立以来,如何确立一种具有合法性的社会正义,最大限度地维护世界本来固有的公共性本质,并 把这种既自然又人文的世界公共性通过人的活动自觉地还原出来,就成为当代人类社会追求公共性的特定诠释和 意义。公共性在当代所面临的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以及自洽公共性与泛公共性等的矛盾,都 是需要我们认真关注和克服的。     

现代传媒与公共治理:以杭州为个案的研究

在公共治理领域,现代传媒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规范性特征在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两个层面.杭州民主民生的传媒行动,以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传媒的场域效应、社会交往效应与治理效应.公共治理的现代传媒功能建构,关键在于建构合作治理的社会行动网络;其路径在于:导引社会行动,吸纳公众参与,促成制度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国家理论视阈下的主体合作治理

社会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包括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国家属性职能的调整是基于社会与个体关系变化。阶级性与公共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马克思工具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现代性国家建构在自主性基础上,更加强调与社会的制度化合作关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对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性给予深度关注。他们阐述了互惠性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个体的平等参与,国家的公共性服务职能进一步得到体现。在多元化、复杂性的现代社会系统中,国家治理是通过共同体逐步建立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合作关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共同体的优势,吸收和激发社会主体的力量,实现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力量的有效融合。     

文化治理与社会重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

文化治理是一种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体现了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管理向现代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转变。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现代呈现出的式微趋向,究其根源在于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失、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缺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多元互动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是对现代社会公共性重建的现实回应。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操纵的公共性正在逐渐排挤批判的公共性。我们需要塑造普遍的交往行为以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从而缓解公共领域内部的紧张关系,并充分发挥公共领域对现代政治运行的规范作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     

哈贝马斯公共性范畴的嬗变

“公共性”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早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它就被看作是实现民主社会的重要条件.不过,此时的公共性范畴尚显稚嫩.只是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实现了语言学转换之后,公共性的内涵才被完全发掘出来.公共性在这期间经历了微妙的转变:从对话到交往;从批判到建构;从一元到多元.成熟的公共性在建构商议型民主社会、实现世界一体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范导作用.     

广告社会功能新论——以电视广告为例

电视广告在传播商品广告信息的同时,因为进入了电视传媒的公共领域,也就自然地被赋予公共领域的价值规范,并且不得不接受公共领域的诸多影响。因此,在现代消费社会,由于电视广告的影响力以及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渗透,它作为电视媒介重要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形态,同样也具有表征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功能。对电视广告社会功能的认识,只有以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和批判的视角来科学理性地反思电视广告及其受众的公众身份建构的价值,才能寻求其健康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社会批判空间的理想模式及其现实转型——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界于公共权利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社会批判空间,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随着公共领域发生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其批判的公共性逐渐被操纵的公共性所排挤,在这样情况下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以化解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起了对公共领域研究的热潮,也造成了对其理论褒贬不一的各种评价。     

从热搜榜看平台算法传播公共性建构的三重困境

当下，算法正以不可见、不可知的方式运作，并持续影响着公共空间和舆论生态。本文通过对平台热搜榜的细致考察，发现由平台算法传播所建构的公共性存在三重困境：其一，多重行动者博弈下的算法价值设定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平台热搜榜的议题呈现出浓厚的社交化和泛娱化属性，行动者们关于公共性的“问题”和“兴趣”指向并不一致，热搜榜建构的动机与最终结果均呈现非公共价值指向；其二，平台集体是一种由数据痕迹生成的用户集合，这种集合是趣味用户的归类，并不能代表现实中的大众，依据数据痕迹经由算法计算化、定制化的平台热搜榜，无法代表公众观点与意见，其中的议题建构是被区隔和伪公共性的；其三，在公共议题建构中，个性化推荐算法和集体化热点算法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算法信息导控机制，它们在平台热搜榜中分别形成“兴趣循环递归”和“议题循环递归”,进而导致公共性供给窄化。最终，平台算法传播造成选择性偏见、情感与审美茧房以及数字化、结构性不平等等反公共性后果。     

“公共精神”的高阶形态:走向“大共同体时代”的生态正义信仰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现实性的话题,而生态关怀所彰显的,则更是一种具有时代高度、且最能体现社会公共价值信念与追求的公共精神.现代文明的本质是拟生态的,生态理性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态公共性精神与生态信念,理应成为现代人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生存与生活之价值观选择.关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学者们以往只是在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等关系维度上研究和辨析,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精神缺少了基础性的前提、根基和依托.本文认为,完整意义上的、真实的公共精神信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人与自然及其生态环境的关系质态方面.这是属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信念所以可能的最为深刻的根源和最为直接的逻辑基础.由此,生态正义理念基础上生态公共性观念的形成与确立,无疑是当今处于深度迷茫与危机之境遇中的人类精神之自我拯救的最有效之途.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

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控制追求、"分工-协作"逻辑、科层制垂直组织架构以及"中心-边缘"结构全面扬弃和超越的治理模式。传统社会治理出现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追求的二律背反以及在治理领域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因此,实现"善治"需要从多元合作的维度去重构一个行动化而非制度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建构一种弹性迅捷、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共同应对不断涌现的复杂公共问题。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